四是袁世凯为保护欢迎专使而采取的措施。从《时报》的记载可知，兵变发生后，袁世凯不但派了卫兵去保护唐绍仪，而且“命段芝贵派兵保护专使行台”。由《许宝蘅日记》的记载也可看出，袁世凯很担心南方代表的安全，曾派探报查看情形，回报说“南京来使有洪军保护无虞”。另据蔡元培讲，兵变第二天，袁世凯曾派孙宝琦来六国饭店慰问，孙说：“昨夜我正在总统处，总统闻兵变，即传令须切实保护梅酢胡同，并说：‘人家不带一兵，袒然而来，我们不能保护，怎样对得住？’”（131）这些举动表明，袁世凯并没有借兵变来恐吓欢迎专使的想法。不过，由兵变发生后蔡元培等人住所很快遭到袭扰的事实以及《时报》的记载来看，段芝贵等人并没有执行袁世凯的命令。不仅如此，在奉天代表朱、张二人及唐绍仪等打探专使下落时，从赵秉钧处到唐绍仪处，招待员都以谎言搪塞。显然，这些人都参与了谋划兵变，而袁世凯则被蒙在了鼓里。因此，袁在事后面斥招待员时，才有“当此时代，诸君犹如此蒙蔽，教我何面目以见南使”等话。
    由上述细节可以看出，这些材料多能相互印证，具有较高的可靠性，同时也清楚地反映出袁世凯事前对于兵变的发生确不知情，（132）事后也没有借兵变恐吓欢迎专使的目的。其中《时报》的记载向来不曾引起研究者注意。叶公绰、唐在礼、陈文运三人的记载，虽然收入了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及政协全国文史资料委员会所编《辛亥革命回忆录》这两种最常见、最基本的辛亥革命史料集当中，但由于不利于证明袁世凯为兵变主谋，因此几十年来鲜有研究者征引。而新出的《许宝蘅日记》，则再次证明袁世凯确非兵变策划者，兵变未能在第一时间得到制止也不能全都归咎于袁。
    四
    就“北京兵变”最初的爆发而言，可以说完全是政治性的，目的是恐吓欢迎使团，阻止袁世凯南下就职。然而，由于清帝逊位以来，北方基本处于无政府状态，袁世凯南下消息宣传，导致人心惶惶，军队纪律废弛，兵士滋事不断，加之存在兵饷减发及强令兵士剪发等情况，又有宗社党人从中煽惑，土匪亦趁火打劫，结果兵变很快失去控制，从北京蔓延至津、保等地，成为一场“真性”兵变。兵变固然使袁世凯成为受益者，但也沉重打击了袁的威望，并对新政府的建立和民初政治产生一定影响。
    关于北京兵变的性质，陶菊隐曾讲过如下一段话：“北京兵变完全证实是袁所指使的，但是各地的兵变却都是没有任何人指使的‘真性’兵变，那些纪律废弛的北洋军，没有了解北京兵变的政治意义，而只羡慕他们的同道用这个新奇的行动大有所获，于是纷纷步其后尘而畅所欲为。”（133）如前所论，北京变兵并非袁所指使，陶菊隐的说法不能成立。不过，陶菊隐把北京的兵变与各地的兵变从性质上加以区分，对于解读整个兵变过程颇有提示意义。
    兵变是在欢迎专使蔡元培等到达北京两天后发生的，由前引杨雨辰的回忆可知，袁克定等策划兵变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恐吓欢迎专使，阻止袁世凯南下就职，可以说纯属政治考量。从兵变开始以后，蔡元培等人的住所很快便遭到袭扰、蔡等被迫避往六国饭店的情形来看，杨雨辰所述是可信的。《民国梁燕孙先生士诒年谱》的编者也承认：“变兵实有围吓南来诸使住所情事，当不无政治意味。”（134）因此，陶菊隐把北京的兵变看成是具有政治意义的事件是有道理的。不过，在笔者看来，即使是北京的兵变，恐怕也只有2月29日晚变兵袭扰蔡元培等人住所的举动具有政治意涵，稍后变兵便如曹汝霖所说，“假戏真做，乘火打劫，大肆抢掠”，（135）从而失控成为以焚烧抢掠为主要特征的“真性”兵变了。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恐吓欢迎专使的目的通过当晚的兵变已经达到，照理讲兵变很快就应该结束，然而，3月1日、2日却又接连在城内多处发生焚烧抢掠之事，并且很快又蔓延到了天津、保定等地。这说明兵变性质很快发生了变化，并已失去控制，以至于外界所观察到的只是变兵烧杀抢掠的行为，兵变发动者的政治意涵反而被掩盖了。如《民立报》就有评论写道：“察叛兵之举动，多志在抢劫财货，则知乱事之根，大率以饷源之支绌为近，而与政治上无大关系，并不少挟有排外之性质。”（136）日本驻沪领事有吉明在回答《民声日报》记者的提问时也说：“据北京电报，乱兵之目的确非政治的，盖恐袁之南下，将遭解散，故及其未解散，各行抢劫，以作归田生活计而已。观其抢劫焚烧洵、涛及亡清各王公大臣之邸第与一般无所择，则其非政治的可知。”（137）即使是蔡元培等人在兵变次日发给南京的电报中也称变兵“专为抢掠起见，与政治无关，亦未滥杀人”。（138）
    而对于导致兵变发生的原因，当时有许多报道和分析，大体上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最值得注意：一是袁世凯南下消息宣传，导致军心不稳；（139）二是陆军部裁饷引发士兵不满；（140）三是强迫剪辫引起士兵反抗；（141）四是宗社党四出煽惑，图谋复辟；（142）五是军纪败坏，屡屡滋事。（143）各种说法不一，扑朔迷离，但综合来看，袁世凯南下消息传出后在其亲信部队中所引起的不安，应该对兵变爆发起了催化作用。或者可以说，袁克定等人正是利用这种不安，策划了兵变，以达到恐吓专使、阻止袁世凯南下的目的。然而，如陈文运所言：“兵犹火也，放火容易收火难，发动兵变不难，想要收拾可不是容易的事。”（144）兵变开始以后，由于裁饷、强迫剪辫等而导致的兵士的不满同时被引发，结果纪律早已败坏的兵士们很快便开始在京城各处肆意焚烧抢掠。而其中难保没有宗社党人乘机煽惑以及土匪乘火打劫，于是兵变很快失去控制，由京城蔓延至津、保等地。
    当然，以上所述还只是一些导致兵变发生及蔓延的具体因素，倘若从根本上讲，恐怕与南北双方迟迟未能就统一政权的建立达成一致而导致的无政府状态有极大关系。袁世凯虽然被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但在他到南京宣誓就职前，并不能以“临时大总统”名义发号施令；而他以清帝退位诏书为据，用“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袁”的名义发号施令，则又遭到南方坚决反对。因此，北方在一段时间内事实上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无政府状态。可以说正是这种新旧政权更替间隙的无政府状态所引发的恐慌不安、投机冒险等种种心理，引发了变乱的发生与蔓延。白作霖在给蔡元培等人信中就认为：“此次各处骚动，不约而同，固由人心不靖所致，而其重要原因当在改革初定，人人有一无政府观念，以致无所畏惮如此。”（145）贺良朴在给蔡元培的信中也将兵变蔓延归咎于南北双方“争执都会地点，成此无政府之现状有以致之”。（146）一般报刊舆论也多有类似看法。如《时报》就有评论认为：“此次京津保变乱之原因，言人人殊，然总其要归，大约不离乎新政府未成立，致陷北数省于无政府地位之所致。”（147）《光华日报》也刊登评论道：“……大总统已举定，而政府久未成立，识者已窃忧之，惧匪徒之倡乱也。夫中国人民程度低下，安于习惯，能明共和原理者绝少。诏旨宣布，既疑不能明，而政府又迄未成立，审判、警察皆遇事迁就，新旧军麕集，大总统无真实统治之权，统兵长官务为姑息，犹之炸药四伏，导线一燃，有不暴裂者乎？且自去年八月至今，几阅半载，此半载中，土则废学，工则辍业，商贾则停贸易，劳动则失衣食，所谓四民失业，民穷财尽，愁叹之声，随处皆是。聚无数枭桀之少年、游怠之小民于辇毂之下，无食则思食，无衣则求衣，而君权已去，仅恃一破碎不完全之内阁，其能终持而不敝者，有是情乎？”（148）
    兵变发生后，鉴于袁世凯忙于恢复北方秩序以及处理同各国的关系，加之各方舆论纷纷反对其离京南下，南京临时政府不得不让步，同意袁于3月10日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并在不久后将临时政府迁至北京。袁看起来成了兵变的最大受益者，因此，兵变由袁幕后主使之说也就逐渐流布开来。其实，袁固然是兵变受益者，但兵变对袁的打击同样极为沉重，而这却是过去研究者未加注意的。
    兵变使袁在国人心目中的威望大打折扣。《大陆报》刊登了有关消息，称“袁世凯之威望因此顿失”。（149）贺良朴写信给蔡元培，指出兵变蔓延，“项城之咎无可辞矣”。（150）陆鸿逵致袁思亮信中也写道：“津京有此变故，项城威信一扫而空矣。”（151）严复则在给熊纯如的信中发出了“威令不出都门，统一殆无可望”（152）的感叹。
    兵变同样使列强深感失望。莫理循在一封信中写道：“袁世凯最亲信的士兵和卫队发动这次兵变，使我感到痛心已极。我一直认为第三师是可以完全信赖的。……人们在过去几个月里见到我，一直把袁世凯说成是大局的唯一希望，我真不知道人们现在会怎么想。”（153）在另一封信中，莫理循又写道：“这整个事件对于袁世凯来说是丢尽了脸。”（154）兵变发生后，驻京外交团团长英国公使朱尔典立刻给袁世凯发去英文密函一件，诘问袁“能否照满清原定各约章程，保护各国人等之生命财产，请即日答覆”。（155）美国政府驻代表倡议，“以中国既经共和，而各处尚有扰乱，袁世凯之力实不足以维持大局，拟请各国政府派兵至中国，分别保护”。（156）袁世凯不得不向外交团致送英文道歉信，表示“保护京师治安，实有重责，今变起不测，各外交团忽受虚惊，不胜歉仄”。（157）为了维护北京秩序，袁世凯曾试图通过唐绍仪请外兵帮忙，结果又招致外界尖锐批评，认为此举将“致启外人干涉之祸”。（158）
    袁世凯对其威望受损，内心也是很清楚的，兵变次日见到其次子袁克文后，即“叹曰：‘予练兵三十年，威信一旦丧矣’”。（1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