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蒙古问题令袁感到非常棘手。武昌起义后不久，库伦即宣告独立，举活佛为皇帝，并向俄国方面“屡次请求所有蒙古地方，或者至少蒙古北部，归入俄国版图”。（38）据从库伦逃回的办事大臣三多向日本驻天津总领事讲，“该地区平日即为俄国势力所压倒，此次俄国又乘事变之机，借口保护侨民，连续增兵，分驻在库伦至西伯利亚铁路沿线一带。目前该地形势，俨然如俄国之一属国”。（39）袁世凯对于外蒙独立的后果有很清醒的认识，认为“外蒙古之独立与各省不同，各省系对于清廷独立，外蒙则对于中国独立，且其中尚有外人之暗助与各蒙王之外附，若不早定办法，则蒙疆将至不可收拾”。（40）他曾“连次发电于哲布尊喇嘛，劝其承认共和，取消独立”，但“该喇嘛受外人之鼓动，顽愚不悟，去电至八次之多，并无覆电”。（41）与此同时，内蒙各王公在武昌起义后也一直反对共和，南北议和期间曾致函袁世凯，表示只知“受统一于大皇帝，不知其他也”，并声称袁世凯“倘从共和之请”，内蒙各盟旗“恐蹈库伦之续”。（42）在京蒙古王公还组成联合会，召开秘密会议，“公举勤王军首领”，“拟定各路勤王队联合办法”，“预定攻伐区域”，并“妥拟接济饷源之策”。袁世凯得到消息后，派人赴达尔罕王、阿王各邸，“劝其变更宗旨”，但遭到拒绝。（43）蒙古王公联合会还致电各盟旗，声称该会“自设立以来，坚持君主立宪，并未稍改方针，倘目的终难达到，仍以与内地断绝关系为最后之办法”，并要求各盟旗不要听信南京临时政府所派“劝导赞同共和”之联络使的“煽惑牢笼”，“以免堕其术中”。（44）
    东三省拒不承认共和让袁极为忧心。武昌起义后，东三省并未响应。南北议和期间，“奉督赵次帅、黑抚周少帅、陕抚升吉帅、甘督长少帅均有电报至京，绝对不承认共和，其措词均极坚决，袁内阁非常焦灼。”（45）据日本方面探悉，“袁世凯曾屡次来电劝谕赵总督赞成共和制度，又曾特派密使前来劝说，赵不但未表赞成，反而坚持其君主立宪主张”。（46）东三省陆防全体军人也致电内阁，对“传闻朝廷将有逊位之举，大臣有赞成共和之说”，表示“可惊可怪，莫此为甚”，要求袁内阁作出解释，并告知“东三省勤王军队业经组织，预备开拔，赴汤蹈火，惟听钧命”。（47）勤王队首领冯麟阁、张作霖还商请赵尔巽带兵入关，科尔沁亲王、阿穆尔灵圭及奈曼郡王、苏珠克图巴图尔等一些王公也计划“奏调奉天勤王队冯麟阁、张作霖来京，以厚君主党之势力”。（48）袁世凯闻讯不得不设法阻止其入关，为此甚至炸掉山海关外京奉铁路一处铁桥。（49）除此以外，东三省谘议局也代表东三省全体人民致电袁内阁，称“东三省所处地位特别……现时决无承认共和之理”。（50）更为严重的是，张作霖数次亲自或派人与日本驻奉天总领事落合谦太郎秘密会面，试图将东三省出卖于日本。他向落合表示：“日本在满洲国拥有重大权利，与满洲具有特殊关系……本人认为与其将满洲委于南方人之手，勿宁让与外人更为了当。当此时刻，日本国如对本人有何指令，本人自必奋力效命。”（51）又表示：“身为北人而附和南人之共和，甘受其制，本人宁死亦不屑为。果如此，尚不如依附日本为佳。”（52）落合问：“假如袁总理罢免赵总督，阁下将如何对处？”张答：“如另委他人为总督，本人决不承认，本人将拥戴肃亲王归依日本国。”（53）日本方面也在蠢蠢欲动，图谋乘机占领东北。据德国驻日外交官所获秘闻，日本在军事方面“业已预定现驻满洲之第五师担任……占领南满之事”，为此日本已在“召集数期预备军”，以补充第五师原防地。为了寻得出兵借口，日本“武力派皆希望清室完全颠覆之后，满洲方面发生骚乱，于是遂以铁路陷于危险为理由，作成积极行动之口实”。（54）东三省形势可以说危险至极。
    宗社党的活动是让袁世凯感到烦心的又一个问题。以良弼为谋主，铁良、载泽、溥伟等满族亲贵为骨干的宗社党，竭力反对共和。“该党经费二十万元出自内帑，其用途则专收买无赖之侦探，时而南京，时而北京，其行动殊为秘密。尚有一部分，则为招买奉天红胡子及运动北京巡警之用。”（55）恭亲王溥伟还“尽出古画古玩，招商变卖”，“拟毁家以纾国难”。（56）1912年1月底，良弼被炸身亡后，该党虽然受到打击，但依然继续活动。溥伟对于优待皇室条件“始终反对”，拒不签字，“又潜行赴奉，拟运动军队，鼓吹君主”。（57）有消息说该党“欲拥君主前赴东三省，联合蒙古各处，邀请日俄保护，宣告独立”，并派人“前往联络赵督及红胡子布置一切”。（58）又有消息说恭王、肃王、载泽及铁良等到东北，“潜谋独立，俟共和发表，即举恭王即皇帝位，以赵尔巽为总理”。（59）而据日方消息，2月12日晨，肃亲王偕其家属、随员共五十六名以及日本人川岛浪速等七人，到达奉天，随后由川岛出面“秘密进行某种策划，且与福岛参谋次长保持电报联系”。（60）可见报道所说并非空穴来风。宗社党“多方运动”甚至引起南方注意，曾致电袁世凯，要求“速将宗社党人解散”。（61）
    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京城气氛也非常紧张。《顺天时报》曾描述道：“今日寄寓京师之官绅商民，虽饮食起居间，无不抱有恐慌不安之念，是身在京邸中，而心在惶惧中也。试与商贾谈市面情况，皆以金融滞塞，商业萧条，大有联袂歇业之势。试与官吏论官场近状，群谓大局危急，眷属先徙，大有朝堂一空之势。”（62）不仅如此，南北开始议和后，各种势力皆在京津活动，暗杀事件不断，“使京津之间仿佛成为一炸弹世界”。（63）1月16日，袁世凯本人也在东华门外丁字街遭炸弹袭击，所幸未受伤害。然此后“迭接保皇党函件，函中痛詈袁总理赞成共和之罪，语中有‘皇上退位之日，即汝宣告死刑之期’等语。复连接共和党之函，历述其甘作满奴之种种罪状，且绘成炸弹、手枪之图以示之，嘱其自行斟酌”。（64）清帝逊位前后，因担心禁卫军反对，致起暴动，袁世凯特调第三镇军到京维持秩序，“然自该镇军到京，一次与禁卫军冲突，二次与毅军私斗，三次打毁戏园，以致京师人心，一慑于炸弹之倏发，二恐满军之反对，其胆小者又相率而逃”。（65）对于当时的紧张形势，贺良朴在致蔡元培信中曾有很精炼的描述：“洎乎专使南行，讨论大局，北（京）守君主，南趋共和，弥月相持，邀约寡效，暗杀之机四伏，决死之队争先，宗社之党乘间构煽，桀黠之将拥兵恫吓，禁军则意存左袒，藩服则势将分崩，朝野张皇，大局震撼。已而共和密定，宣布犹迟，增调重兵，集于近禁，人心滋惧，一夕数惊。”（66）
    以上皆为2月14日“咸”电发出前，袁世凯所面临的严峻形势，可以证明袁在电文中所述北方“危机隐伏”完全是实情，其表示不能即刻南下的理由显然是很充分的，并非如以往研究者所批评的那样，是刻意寻找借口，拒绝南下。不过，随着南方决定派欢迎专使北上，袁世凯对南下的态度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一变化在蔡、袁会谈中明显反映出来。在兵变后于3月6日致孙中山的电报中，蔡元培曾写道：“培等受命欢迎袁君赴宁就职，前月二十七日已以此意面达袁君，而袁君亦极愿南行，一俟拟定留守之人，即可就道。”（67）在随后的《告全国文》中，蔡元培又写道：“培等二十五〔七〕日到北京，即见袁公。二十六〔八〕日又为谈话会。袁公始终无不能南行之语，且于此两日间与各统制及民政首领商留守之人，会商诸君尚皆谦让未遑，故行期不能骤定。”（68）可见，袁世凯不但一如既往表示“极愿南行”，而且开始着手安排南行后北方留守之人，和发出“真”、“咸”两电时的态度相比，发生了明显的转折。然而，很多研究者断章取义，在他们的研究论著中只引“极愿南行”一句，而略去后半句，并莫名其妙地以诸如“假惺惺”、“假装”或“表面上”等词汇来为袁的南下态度及其与蔡元培等的会谈定性。
    那么，袁世凯对南下的态度何以会发生如此大的变化呢？这是因为，从2月14日发出“咸”电，到2月29日晚兵变发生，短短两周内，各方面的情况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正是这些变化使得袁世凯南行不但有了可能，而且成为一件需要认真对待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