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条是第三镇军官陈文运的回忆，兵变当天下午至晚上他都在帅府园第三镇司令部。后来回忆说：
    2月29日下午，曹锟召集我们在帅府园司令部开会。……一直呆到晚上十点多钟，忽然听见东北方向有“轰、轰、轰”的炮声。大家相顾失色，正在摸不清头脑的时候，有人跑来送信，说：“齐化门外炮队开炮了，兵变了！”这时，大家都吃惊不小，纷纷走散，电话铃响了好久，也没有顾得去接。我信手接过来一听，大概是总理办事处打来的。大意说：“剃小辫，自由；加饷，照旧；米贴也照常。赶紧通知队伍，不要闹事。”原来士兵们在打仗时另加饷银一两，另外还有米价补贴。最近听说南北议和，没有战事了，加饷和米贴都要裁减，还因为民国成立，士兵也要剪去小辫，军队里很多人表示不满。袁世凯认为这是酿成兵变的原因，所以临时发出命令，指示这三件事都照常不变，安定军心。（122）
    第四条是2010年出版的《许宝蘅日记》的记载，许当时是总统府秘书，兵变发生时也在袁世凯身边。他在当晚的日记中写道：
    八时正晚饭，忽报齐化门外所驻第三镇之九标炮辎各营兵变，攻入齐化门，因传说将下剪发令，又因陆军部将该营加饷扣减，遂尔哗溃。正在查询，即闻枪声甚近，盖府内尚驻有十标一营与变兵相应，遂与总统避入地穴内，一面派人宣谕并无扣饷、剪发之事。又闻枪声甚急，一面派人分头探察宣谕，劝令归伍。……枪声稍远，侍总统回至办公室，知照各路侦探。……探报变兵大肆抢掠，又报南京来使有洪军保护无虞，又报第三镇九标一营赴帅府园保护曹仲山统制。二、三两营拟出营救火，请总统命令，余谓黑夜之间未叛之兵不宜轻出，遂止其出营。又报东四牌楼一带无处不抢。又执法处报西城尚安靖。本府卫兵亦有离府出抢者。至三时后，各处火势渐衰，乌金吾报已调消防队救火。枪声渐少，至四时倦极，在椅上躺睡。此次变端，初无所闻，事后无从弹压，惟有静以待旦。（123）
    还有一条是《时报》所载兵变发生后，奉天代表朱、张二人当晚及次日寻找专使蔡元培等下落的报道：
    火起后九点四十分钟，有奉天代表张、朱两君，商请美使馆派赴保护青年会及教堂之美国兵三十人，前往法政学堂援救南使。不料行至煤渣胡同，叛兵人数异常拥挤，美兵等以不便开枪，由朱、张派人查视学堂，专使等已不知去向，行李一空，只得退出。待至天明，再赴学堂探询，巡警等答以不知。复至赵首领家探询，赵之阍人答以一夜未睡，无暇见客。及告以此来专为探询专使等所在，姑派一人告以，顷据招待员马警兵报告专使等均在学堂，尚睡未起等语。朱、张等无可与辩，一笑置之。复至唐少川寓所报告专使等不知下落，唐大惊，当传总统府派来卫队某长官，询以专使所在。某答以事起时已由总统命段芝贵派兵保护专使行台，已照办，当可无事。唐以报告不实，斥之。继某长官又来报，称南使等已不知去向，所有物件，大兵进去后均被土匪抢去。唐嗤之以鼻。无何，有招待员数人至唐寓报告，所言又与马警官如出一辙。唐不与辩，嘱以速分途往探专使等下落。招待员始失色，仓惶他去。嗣由朱、张两君至美使馆遇钮君永建，至六国饭店遇蔡专使、王正廷、汪兆铭、魏宸组诸君，心始大安。当专差至总统府送信，意始安。后招待员至总统府报告时，为袁大总统面加申斥，略谓：当此时代，诸君犹如此蒙蔽，教我何面目以见南使云云。（124）
    以上五条材料的记载者都是当事人，因此所记都很具体，其中有几方面的细节值得特别注意。
    一是袁世凯在听到兵变发生时最初的反应。叶恭绰记载说袁世凯得到兵变消息后“神色颇荒（慌），屡由电话问西城情形”。之所以有此举动，是因为冯国璋统领的禁卫军大部分驻在西苑，而此前已有“禁卫军欲入城为变之谣”。这一点正好可与唐在礼回忆中所云“当晚这种情况一出现，就有‘禁卫军要进城’的说法”相印证。而从其他相关资料记载来看，禁卫军叛乱的确是此前袁世凯最大的担忧之一，第三镇之所以由东北调驻京城，主要就是因为宣布共和时，“恐禁卫军作梗，特调此军入城以制之”。（125）为了防范禁卫军叛乱，袁曾多次派人向该军“详切演说不可暴动之理由及实行共和后与该军之利害，设有暴动，不惟无裨时局，且反破坏北京治安”。（126）兵变是从东城开始的，倘若为袁所策划，他岂能不知，怎会屡次打电话问西城情形？又怎会“神色颇慌”？这只能说明袁不知内情，以为是城西的禁卫军发动了叛乱。其实，在兵变次日，袁世凯的心腹幕僚阮忠枢就曾给袁的表弟河南都督张镇芳发出过一封信，告知“此次变起仓猝，实出意外”，（127）这应是可靠的说法。20世纪50年代初，叶恭绰在接受金毓黻访谈时，更明确说道：“兵变时余在袁侧，见其神色大变，断为事出意外。惟闻是时内务总长赵智庵（秉钧）在私宅，闻讯后未见惊惶之色，旋语其左右曰：可命全城警察撤岗，以避其锋。余以为此事应与袁大公子克定有关，若由克定与智庵共嘱曹锟为之，亦属近情。”（128）
    二是袁世凯所采取的应对兵变的措施。以往常常把兵变爆发后袁世凯应对不力作为证据，怀疑兵变为袁世凯所主使，但从《许宝蘅日记》来看，袁曾在第一时间“派人宣谕并无扣饷、剪发之事”，以安抚变兵。而陈文运的回忆说他在第一时间接到了总统府临时发出的命令，要他通知士兵：“剃小辫，自由；加饷，照旧；米贴也照常。赶紧通知队伍，不要闹事。”两条材料正好可以互相印证。另外，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叶公绰记载袁世凯得知是变兵抢劫，而非禁卫军暴动后，胆子大了起来，说：“他们如此胡闹，拿我的家伙来--等我去打他们！”而唐在礼的记载则说兵变发生后，袁世凯指示江朝宗、姜桂题“必须守卫好自己的防卫地带，切不可擅离防地去打变兵”。看起来似乎是相互矛盾的记载。但从《许宝蘅日记》可知，是许宝蘅提出“黑夜之间未叛之兵不宜轻出”，为袁世凯所采纳。许并解释说：“此次变端，初无所闻，事后无从弹压，惟有静以待旦。”另有一说，当晚事起时总统府即得警报，“当发命令派卫队设法拦截，讵为段芝贵、曹锟、梁士诒辈力阻，其大致不外时在昏夜，一经开仗，恐玉石不分。实则段等恐卫队一出，附和叛兵，且恐总统府兵力单薄可虑，故竭力阻挠。”（129）不论哪种说法，都可以证明，兵变未能在第一时间得到制止，并非由于袁世凯故意纵容，因此而怀疑袁为兵变主谋，显然难以成立。
    三是袁世凯为保护个人安全而采取的应急措施。如情况危急时“避入地窖”，换上便于行动的短装和青布便鞋，整理衣箱，打点穿的用的杂物，确定随扈人员等，这些在叶公绰、唐在礼、许宝蘅的记载中都有所反映。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袁世凯有一举动，就是“命将某处解来之饷，赏与卫队每人数千元”，对此叶公绰曾表示不解。（130）其实，这一方面是因为当时袁的卫队中也有人外出参与抢劫，袁试图通过这一措施来安稳卫队；另一方面也是袁在紧急情况下为了保护自己的安全而做出的反应。就在三个多月前，袁的儿女亲家端方在四川资州为了安抚军心，答应手下兵士将有若干军饷发放，结果到期军饷未至，革命党士兵起而变乱，端方也身首异处。不知袁世凯当时是否想到了端方，但他的举动完全符合一个人在危急情况下的反应。倘若兵变为袁所策划，则他事前早有准备，怎会有如此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