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数十年来，被研究者普遍视为袁世凯策划兵变的“铁证”而反复征引的材料，其实只有1946年成书的刘成禺《世载堂杂忆》所记“民元北京兵变内幕”一条，其中写道：
    唐少川告予曰：“当时兵变发生，南代表束手无策，促予黎明访袁。予坐门侧，袁则当门而坐，曹锟戎装革履，推门而入，见袁请一安，曰：‘报告大总统，昨夜奉大总统密令，兵变之事，已办到矣。’侧身见予，亦请一安。袁曰：‘胡说，滚出去！’予始知大总统下令之谣不诬。”（112）
    刘成禺在兵变当时是南京临时参议院湖北籍议员，他在这条材料中自称其所记“内幕”得自唐绍仪之口，而唐为南北议和时袁世凯的代表，兵变前又成为南方派出欢迎袁世凯南下就职代表之一，碰巧他在总统府听到了袁、曹二人的对话，于是这条材料就成了后来研究者断定袁世凯为兵变主谋的“铁证”，凡记述此段历史的论著，几乎无不引以为据。然而，这条材料的可靠性其实非常值得怀疑，研究者对这条材料的解读，也存在着非常严重的问题。
    首先，材料中以唐绍仪的口吻说：“当时兵变发生，南代表束手无策，促予黎明访袁。”这很容易让人理解为兵变发生时唐绍仪正与南方代表在一起，或者兵变发生当晚，唐绍仪和南方代表之间曾经通过电话，因此才会发生后者促前者“黎明访袁”之举。然而，事实是，唐绍仪在北京自有住处，（113）并不与蔡元培及其他代表同住煤渣胡同贵胄法政学堂。据1912年3月5日莫理循写给达·迪·布拉姆的信，莫理循曾于兵变第三天即3月2日（星期六）与唐绍仪见过面，信中并提到“唐绍仪从骚乱一开始就没有离开过旅馆”，（114）这一信息显然是莫理循在同唐绍仪面谈过程中了解到的，可以证明兵变发生后唐绍仪并没有去过蔡元培等住处。而从兵变当时的各种记载中，我们也未发现任何一条材料提到兵变当晚南方代表曾去过唐绍仪住处，或者唐绍仪和南方代表之间曾经通过电话。事实上，兵变当晚南方代表四处寻找躲避之处，已经与唐绍仪失去联系，在他们逃至六国饭店后发给时在上海的温宗尧的电报中，就有“唐绍仪不识在何处”的话。（115）唐绍仪对于南方代表住处遭变兵袭扰也全然不知（参阅下文）。因此，所谓“南代表束手无策，促予黎明访袁”一事并不存在。
    其次，按刘成禺的记述，唐绍仪是在“黎明访袁”时，碰巧听到了袁、曹二人的对话，从而获悉是袁下达了兵变密令。然而，相关材料证明，唐绍仪在3月1日黎明乃至整个上午，根本就没有去拜访过袁世凯。兵变发生当晚就在袁世凯身旁的叶公绰事后曾有这样的记述：“……扰攘许久，天已微明，即接汪精卫等人由六国饭店送来致唐少川一信，余知必重要，乃陈明项城拆视，知欢迎团（即欢迎总统南下就职者）如蔡孑民、魏注东诸君，皆已逃至六国饭店，且衣履均不备，余尚多失踪，希望赶紧访寻云云。……待至将十二时，始陆续知各人下落，遂召开会议，决电南京，主项城改在北京就职焉。”（116）在另一篇文字中，叶公绰又写道：“待我回至迎宾馆时，唐绍仪适到，遂将经过情形向唐报告。”（117）由叶公绰的记述可知，黎明时分唐绍仪并不在袁世凯处，因此叶公绰才因事情紧急而陈明袁世凯，拆阅了汪精卫等人给唐绍仪的信。由叶的记载还可以知道，他在六国饭店办完事时已经过了中午12点，等他再回到迎宾馆总统办公处的时候，正好碰到唐绍仪来（此处与莫理循的说法有所不同）。由此可知，唐绍仪即使拜访过袁世凯，也已经是3月1日下午的事了。另据《时报》报道，兵变发生次日上午，曾有奉天代表朱、张二人“至唐少川寓所报告专使等不知下落。唐大惊，当传总统府派来卫队某长官，询以专使所在”。（118）可见，当天上午唐绍仪的确仍在寓所，并没有去拜访袁世凯。从唐“大惊”的情况来看，他显然也没有接到汪精卫等送往总统府要求他访寻专使等下落的信。这些都可证实叶公绰所记不假。因此，所谓唐绍仪“黎明访袁”纯属子虚乌有，当然他也就不可能听到袁、曹二人对话。就算3月1日下午他去拜访了袁世凯，也不可能听到袁、曹二人对话，因为兵变在前一天晚上就已发生，袁世凯不可能到第二天下午才叫曹锟去汇报，曹锟也不可能到第二天下午才向袁世凯报告。
    再次，由于发动兵变的是曹锟所部，因此，兵变发生后，袁、曹二人一定在第一时间见过面。二人见面后谈话内容如何，对于判断兵变是否为袁世凯策划至关重要，但遗憾的是，迄今为止，没有一条可靠的材料可以告诉我们二人究竟谈了什么。很多研究者根据刘成禺所记对话，断定袁世凯就是兵变主谋，然而，唐绍仪既然在3月1日黎明至中午不曾见过袁世凯，那么刘成禺借唐绍仪之口所转述的袁、曹对话，也就不足采信。其实，从刘成禺所记对话本身，我们就可以发现一大漏洞。假使袁世凯直接给曹锟下过密令，那么曹锟在报告时只需要讲“报告大总统，兵变之事已办到矣”就可以了，而不应该在中间加上“昨夜奉大总统密令”这样一句很突兀的话。显然，这句话是为了强调袁世凯为兵变主谋而刻意添加上去的。殊不知，正是这句刻意添加的话，弄巧成拙，暴露出了造假的马脚。
    由上述论证可知，刘成禺所记“民元北京兵变内幕”其实就是一条假材料，完全不能证明袁世凯为兵变主谋。至于是刘成禺还是唐绍仪编造了故事情节，我们不得而知。唐绍仪是坚决主张袁世凯南下就职的，刘成禺则是南京临时政府方面的人，他们将袁世凯视为兵变主谋并不让人觉得奇怪。不过从这条材料在唐绍仪于1938年死后多年才出现，而且只有刘成禺一人记载了这一故事情节来看，刘成禺造假的可能性显然很大。（119）
    除刘成禺所记外，还有几条非常重要的材料，对于了解兵变真相极有帮助，但却很少为研究者所征引。第一条是兵变发生时就在袁世凯身旁的幕僚叶公绰所写《辛亥宣布共和前北京的几段逸闻》，其中写道：
    新春兵变之夕，余在马大人胡同内阁官舍，同数人方晚膳，忽闻枪声劈拍，起于所坐窗外，始以为新年爆竹。乃空中人声鼎沸，旋而红光烛天，知必有变。因同出天井，则卫兵秩序纷乱，出入杂遝。项城神色颇荒〔慌〕，屡由电话问西城情形，盖其时本有禁卫军欲入城为变之谣也。乃电话旋断，电灯亦灭，众益无措，项城乃与余等避入地窖。旋命将某处解来之饷，赏与卫队每人数千元。时探报迭至，已知是兵变抢劫。项城色定，言“他们如此胡闹，拿我的家伙来--等我去打他们！”（120）
    再一条是幕僚唐在礼的回忆，兵变时他也在袁世凯身边，兵变后又作为袁世凯的特派代表南下报告北方情形。他在回忆中写道：
    二月二十九日那天，袁世凯住在石大人胡同外交大楼。……当晚我也在那里。约在八时左右正吃晚饭的时候，忽然在东安门及前门一带发生兵变。一时枪声四起，火光烛天，市内扰攘，人声喧噪，约有半个钟头不到，电话即打不通。……当晚这种情况一出现，就有“禁卫军要进城”的说法。这个传说最骇人听闻，因当时禁卫军确有四旅驻扎西郊，我们就怕宗社党勾着他们闹事。总之，大楼里的人都惴惴不安，若大难将临。袁世凯倒是指挥若定。一方面，他很镇定地指挥着军队保卫周围的治安，对江朝宗、姜桂题指示：“你们要调度好自己的军队，必须守卫好自己的防卫地带，切不可擅离防地去打变兵。只要你们守好自己的驻防地区，不叫变兵进来，北京城就乱不了。对付变兵，我有办法。”……另一方面，袁也积极作应变的准备。他平日总是穿长衣服的时候多，那天兵变发生以后他就换了短装，上身穿着类似中山装的上衣，下身穿着一条马裤，脚上登一双青布便鞋，此外还整理了几个衣箱，打点了些穿的用的杂物。后来闹得厉害的时候，袁曾亲自领了几个人到地窖去看了看。我看那时候事情的发展，他自己也没有把握，真正闹大了，变兵闹到近边来，他也有动身逃避的准备，并且连随扈的几个人也确定了。（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