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在此期间，经过南北双方函电往返及人员接触，袁世凯对南方在永久首都地点、临时政府地点及其南下就职问题上的态度有了清楚的把握。特别是南方提出袁世凯只需要南下宣誓就职，小住即可，并不需要常驻办公，这对袁世凯来说极为有利。他只要花一点时间去南京完成权力交接仪式，与南方各方面的人物进行一番感情联络，并与孙中山等就一些南北合一的重大问题商讨一番，然后就可返回北京继续担任临时大总统，而不必担心长期离开其经营多年的势力范围。对南方而言，固然可以借此向外界造成袁世凯认可南京为统一前临时政府所在地的印象，但是尴尬也会随之而来。由于临时大总统常驻北京办公，各国公使又始终反对都城南迁，南京临时政府势必只能在名义上存在。南北舆论本来就多主张以北京为永久首都，此时再按南方建议决之“国论”，则奠都北京几无悬念，这在袁世凯自然是求之不得。
    其次，清帝退位前后，北方形势瞬息万变，就在袁世凯发出“咸”电后不久，危机四伏的状况有了改观，从而大大缓解了袁世凯南下的后顾之忧。外蒙方面，虽然取消库伦独立之事一时难以解决，但在京蒙古王公经过袁世凯多次派人劝告，皇太后也颁布懿旨要他们“毋得滋生疑虑，演出种种无意识之举动”，（69）再加上段祺瑞发表通电，威胁要“率全军将士入京，与王公剖陈利害”，（70）王公们终于被迫表示赞同共和。2月14日，也就是袁世凯发出“咸电”当日，蒙古王公联合会公开发表致袁世凯的信，表示已通电各处，由该会代表全蒙，推举袁世凯“为统一政府临时大总统”。（71）东北方面，袁世凯通过皇太后，致长电于赵尔巽，“说明利害，劝令各该省顾全和平，一律赞成”共和。（72）又致电张作霖等，“劝其力顾大局，毋作无谓之举”。（73）袁还派心腹到奉天，以厚礼收买张作霖，软化张的态度，张开始“歌颂共和制”。（74）2月19日，赵尔巽终于率同三省官民致电袁世凯，公举其为临时大总统。（75）袁世凯随即致电孙中山，告知迭接赵尔巽和东北军官电报，“称奉省已赞成共和，改称中华民国，换悬五色国旗，改行阳历云”。（76）接着又致电孙中山，告知“东三省官吏初有异辞，现已冰解。昨据吉、黑两抚合电，称哈埠华俄杂处，前和平解决，江省亦换挂国旗，请抒廑念”。（77）东三省承认共和大大化解了袁世凯所承受的压力。不仅如此，试图以东三省为基地策划叛乱的宗社党残余也很难再掀起波澜。而原本蠢蠢欲动的日本政府一时也不敢轻举妄动。正是因为北方危机大大缓解，袁世凯才改变态度，着手准备南下就职之事。
    再次，南北议和开始后，“袁世凯所关心的主要事情，是要尽量缩短清帝退位与建立南北联合政府之间的间隔时间。”（78）“咸”电开头一句便是“清帝辞位，自应速谋统一，以定危局。此时间不容发，实为惟一要图。民国存亡，胥关于是”。真实反映了袁世凯迫切希望南北尽早统一的心情。可以说，南北合一是袁世凯当时考虑的头等大事，因为南北如果不能实现合一，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对袁世凯而言就成了空头衔。然而，其时南方民军“见清帝退位诏中，有全权组织政府之语”，对袁世凯并不信任。在2月14日给袁世凯的电报中，孙中山就指出，“共和政府不能由清帝委任组织，若果行之，恐生莫大枝节”。（79）2月16日，孙中山又致函唐绍仪说：“盖新定总统来宁授职，于未举袁公之时早经参议院议决。而军人以京都地点移动，且有取消南京临时政府之嫌，愤激不堪。袁公若不速来，诚恐失各省及军人之信仰，而枝节横生，从前种种调和，终致不良之结果，甚非文与袁公之本意。且在彼军众，见清帝退位诏中有全权组织政府之语，袁公不来南京，则以为实授“满清”之委任，而不认民国之选举，此一点终无由洗刷，于民国历史亦为不光。故无论如何困难，袁公必有以处此也。”（80）因此，袁世凯必须南下，这样才能收服南方人心，消除统一阻力。《泰晤士报》驻南京记者戴·福来萨（David Stewart Fraser）还预判说：“如果他这样做，他的影响和权力将会骤增。”（81）
    此外，孙中山在辞职时，提出了三个条件，其中一条为：“辞职后俟参议院举定新总统亲到南京受任之时，大总统及国务各员乃行辞职。”（82）孙中山并致电副总统黎元洪及各省都督，声明“以袁公到南京接事日为文解职之期”。（83）这也使袁世凯不能不认真考虑南下就职之事，否则他所任临时大总统就是一个没有法律效力的空头衔。
    正是在上述情形下，袁世凯于2月19日，也就是东三省通电承认共和当天，立即向孙中山发出“效”电，告知“迩来叨藉仁福，北方幸称安谧，将来取道津口或汉口均可从便”。（84）这表明，在欢迎专使北上之前，袁世凯就已初步做出了南下的决定。对此，孙中山感到很满意，在21日会见福来萨时表示，袁到来时“将同他会晤，而且无论到哪里去，都要亲自陪伴他，以防狂热分子可能掷炸弹”。（85）此后几天，袁世凯与先期到京的唐绍仪、汪兆铭见了面，对于南方的真实想法有了进一步了解，蔡元培北上途中在天津发表的看法显然也传到了袁世凯耳中，这让他内心踏实了许多。正是在这种心境下，袁世凯对蔡元培等的到来给予隆重欢迎。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很多人将袁世凯打开前清时代“非帝后出入不辟”（86）的正阳门迎接蔡元培，视为其迷惑后者的假惺惺之举，这完全是错误的。唐绍仪到京时曾受到热烈欢迎，据《顺天时报》报道，“唐代表在车站提议，明天蔡专使到京，须开正阳南正门迎入。赵大首领当往大总统处商订，知照步军统领（九门提督乌珍）照办矣。”（87）《大公报》也报道说，“唐代表在车站提议，蔡专使到京，须开正阳南正门迎入。赵首领当往大总统处商订，知照步军统领照办矣。”（88）所谓“赵首领”、“赵大首领”，即民政部首领赵秉钧。由此可知，打开正阳门迎接蔡元培是先期到京的唐绍仪在车站提出的建议，经民政部首领赵秉钧向袁世凯报告后得到袁的同意才实施的，袁不过接受了提议而已。
    由于南方做出了重大妥协，蔡元培与袁世凯的会谈并没有过多纠缠于永久首都和临时政府地点问题，而是很快进入了袁世凯南下就职的商谈中。袁很快“声明暂允一行，由京汉铁路南下，俟宣誓受任后即返北京”，并“有密电一件致鄂，取道汉口南下”，（89）“行时拟携兵五千人护卫”。（90）蔡元培等立刻于2月28日致电苏州都督庄蕴宽，报告“二十七抵京即见新总统，颇赞成南来就职，并有经武汉之说”。（91）蔡还在当天见袁之后对德文报记者发表了“袁之必于二星期内赴宁，则殊无可疑”的谈话。（92）王正廷则将此消息电告副总统黎元洪。黎元洪接电后立刻给孙中山发出火急“艳”电：“顷接北京王正廷电，称新举袁大总统不日坐京汉铁路火车过汉赴宁，行受职礼，请饬海军部先行预备兵舰，以便下驶，为祷为盼。”（93）唐绍仪在28日会见朱尔典时，也是“情绪极为乐观”，“满怀信心地谈到袁世凯将在几天后南下”。（94）
    可以说，袁世凯决定南下宣誓就职，既是南方让步的结果，又是时局变化的结果，也是袁急于实现南北统一的需要，是从全局出发而做出的决定。然而，长期以来，研究者对于此点认识不足，未能站在南北统一的高度来解释袁的作为，因此才有了袁不愿离开北方老巢，故而策划兵变，制造混乱，以为不能南下之借口，这样一种看似有理，实则与当时实际情形并不符合的认识。须知在南方已经做出重大让步的情况下，袁短暂南下就职，不但不会影响其在北方的统治，反而如戴·福来萨所观察到的那样，“他的影响和权力将会骤增”。遗憾的是，袁身边的人并不能站在袁的高度来看问题，也不具有袁的眼光，他们更关心袁南下会给自己的前途和既得利益造成怎样的损害。在他们看来，袁如果去南京宣誓就职，很可能意味着在未来新政府的组成中，南方将占据主导地位，北方一些官僚将因此有失去固有的权力，北方军队也将有一部分会被裁汰，这都是袁周围那些人不愿意看到的。因此，在得到袁同意南下受事的消息后，“各部首领及各军队”“争论甚烈，意谓如袁总统受事后赴南巡视，尚属可允；若必迫令赴南，始能交卸，决不容有此强硬办法”。（95）前引蔡元培《告全国文》中，曾提到袁世凯“与各统制及民政首领商留守之人，会商诸君尚皆谦让未遑，故行期不能骤定”。所谓“谦让未遑”，其实不过是要给袁制造障碍，阻挠其南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