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朱批和录副奏折中，1842-1859年私种罂粟被查获的案件事实上只有这一件。这能否说明两次鸦片战争期间栽种罂粟现象很少发生呢？事实上，这一时期，栽种罂粟不仅在许多地方开始流行，而且在一些省区达到一定规模。1851年，湖广道监察御史汤云松在奏折中指出：“栽种罂粟虽奉明禁，而滇黔、四川、浙江温台各郡久已连畦成亩，栽种熬膏。近闻直隶之顺德、甘肃之平凉有种植，则是年终结报，已成具文。”（11）这些省区的各级官吏对于违法种植罂粟视而不见。
    （二）贩卖。两次鸦片战争期间，查获贩运鸦片案件37起，涉及的朱批和录副奏折共49件。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参与沿海鸦片走私活动的中国人大致分为三类：不法商人、匪徒和放纵走私的兵弁；两次鸦片战争期间，中国贩毒者分为七类：商民、举人生员、宗室觉罗、文官、喇嘛、兵弁和匪徒。（12）两个时期相比，后期参与毒品贩运人员的身份更加复杂，社会地位越来越高，既有皇族成员和文官，又有举人、生员和喇嘛。（13）
    1.宗室良浩贩卖鸦片案。1853年8月5日，在怀远关查获贩卖鸦片案，犯人为宗室良浩，系正蓝旗索明阿管下，属于闲散宗室。贩毒者赵润自天津走私鸦片三包，计120余两，准备出售。良浩得知此事，起意转售获利，遂与赵润议定每两售价京钱二千文。正在交易时被查获，人证、物证俱在，良浩供认不讳。（14）
    2.知县刘彬贩卖鸦片案。刘彬，曾任河南嵩县知县，缘事勒令致休。1850年10月12日夜晚失盗。事发后，刘彬报案，称家中洋银、首饰等贵重物品失盗。知县派人先后缉获夏八三等12名匪徒，起获烟土一百余两，还有烟具、包金翡翠手镯等物件。提讯犯人供词，与事主所报两歧。经南昌府知府再次审理，夏八三供称：伊与刘彬家人饶兴经常在一起。道光三十年九月间，饶兴跟随刘彬自广东回来，告诉伊，刘彬带回烟土，准备销售，嘱其代为寻觅买主。夏八三当面应允，起意盗劫。遂于九月初八日（10月12日）夜间，纠集王日洸等三人，进入刘彬寓所，抢得烟土、烟具并手镯等物，并未抢有洋银或其他首饰。（15）
    3.侯官举人杨熙元贩卖鸦片案。据贩卖鸦片主犯杨阿律供称：道光三十年秋间，听说青州人林文文等受雇“夷人”，包送货物，每月可得洋银十二元，遂修造剥运船两只，冒认侯官举人杨熙元为同宗。十二月间，杨阿律得知五虎门口外寄泊有夷人鸦片船，乃与杨熙元合谋，购买烟土三十余个，藏在船内。咸丰元年二月间，杨阿律在偷运洋人货物途中，与林文文等人发生争斗。是案经福建知府、知县两次审理得实：杨熙元冒认杨阿律为同宗，并为其非法行为提供庇护，复与杨阿律起意贩卖鸦片，应照贩卖鸦片未成条例，拟流放边疆充当苦差。（16）
    在巨大利益驱使下，皇族、官吏、举人、生员等纷纷加入贩毒行列，从而致使鸦片流毒越来越严重，禁毒政策陷入困境。
    （三）吸食。两次鸦片战争期间，查获吸食鸦片案件51起，涉及公文97件。这是本文探讨的重点。针对全国吸食鸦片形势，1850年广西巡抚周天爵作了这样的描述，“洋烟之祸，毒流天下，几成积重难返之势。通计天下，有不吸食之官，而鲜不食之眷属；有不食之眷属，而无不食之劣幕；间有不食之幕友，而无不食之书役。以致上行下效，闾阎之集镇开烟馆者不知凡几。通计天下所费数倍于天下之正赋矣”。（17）江西学政张芾于1850年6月20日指出，“银价之所以日昂者，由于出洋者愈多。乃中外皆讳言其事，地方有司从未认真查办，江河日下，伊于胡底？不知内地苟无吸食之人，则来源不遏而自绝，何所顾忌，而不为严禁。况蚩蚩之氓，莫非朝廷赤子，忍令其陷溺不返忽（乎）？宜申明旧禁，严惩吸食”。（18）这说明鸦片泛滥是由于各级官员不作为造成的，即“地方有司从未认真查办”。同一年，礼科给事中黄兆麟指出：“十年以来，各省地方官讳疾忌医、因噎废食，凡遇吸食鸦片之案，概置不办。现今流毒愈深，陷溺愈甚。各省自督抚以至州县衙门，内而慕友、家丁，外而书吏、胥役，类皆食烟之人。官员则司道以上者，吸食尚少。至若厅州县吸食者十居三四，佐贰、杂职者十居七八……至各省营弁、兵丁，类皆沉溺于烟者，兵力不强，实坐此弊。”（19）“凡遇吸食鸦片之案，概置不办”，这既是鸦片弛禁现状的一种真实写照，又是对于“各省地方官”禁烟态度的高度概括，值得重视。1852年，通政使罗惇衍在其奏折中也明确指出，地方官对于鸦片吸食者之所以“置之不问”，（20）乃是道光皇帝对于鸦片吸食者有怜悯之心，“不忍勾决”的结果。1855年，河南布政使英棨对于鸦片流毒现状进行了分析，在他看来，鸦片之所以无法禁止，是官吏“互相容隐”的结果。“惟用法过严，转致互相容隐。”（21）
    由上可知，两次鸦片战争期间清廷的禁烟政策最初得到了贯彻，打击各种毒品犯罪的《查禁鸦片烟章程》得以继续执行。（22）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禁烟运动越来越松弛，禁烟法规的执行越来越困难，很快形成明禁暗弛的局面。在道光、咸丰之际分析鸦片流毒现状时，所有官员的奏折都认定地方官在此方面不作为。张芾认定“地方有司从未认真查办”，黄兆麟说地方官“凡遇吸食鸦片之案，概置不办”，罗惇衍谴责地方官“遂竟置之不问”，英棨强调这种“明禁暗弛”局面的形成在于“互相容隐”，这四位官员的看法不约而同，都是对官场禁烟态度的真实描述。
    两次鸦片战争期间的禁烟运动遇到内外两种阻力：一种来自外国的干扰，另一种来自中国内部的抵制。外国的干扰是指英国政府一方面极力庇护鸦片在沿海地区的走私贸易，另一方面极力劝诱中国官员承认鸦片贸易合法化。参与逼迫中国政府承认鸦片贸易合法化的英国官员中，既有英国首相（巴麦尊），又有英国外交大臣（阿伯丁、曼兹伯利、克勒拉得恩）；既有英国驻华公使、商务监督（璞鼎查、德庇时和包令），又有英国驻广州、厦门和上海领事官（李太郭、阿礼国和沙利文）。由此可知，逼迫清朝官员承认鸦片贸易合法化是英国政府既定并一贯坚持的对华外交方针和政策。（23）中国内部的抵制来自四个方面：一是贩卖鸦片利益集团，二是鸦片吸食者，三是接受鸦片商人贿赂的官吏，四是“各省地方官”。其中，最大的阻力应是各省地方官，“凡遇吸食鸦片之案，概置不办”的一致消极抵制态度。
    比较国际国内两种阻力，两次鸦片战争期间，西方列强对于清廷的内政影响力有限，除1856年的“亚罗号事件”之外，在禁烟问题上没有发生一宗重大交涉案件。如果说在通商口岸查处大宗鸦片贩运活动，可能会遇到外来势力的干扰，而在通商口岸以外的广大内陆地区则很少遇到这种阻力。这一时期，不仅外国公使馆尚未进入京师，领事馆也很少在内地设立，中国的司法主权在内地也未遇到外部力量的较大挑战。在内陆地区查禁种植、贩运和吸食鸦片尚未遇到外国的阻力。禁烟运动之所以出现“明禁暗弛”的局面，主要阻力来自国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