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件普通的贩毒、吸毒案，从贩毒者来看，张二充其量只是鸦片零售商，代售的鸦片数量无多（五两鸦片烟膏）；从吸毒者来看，王俊、陈寿儿和赵长青都是因患病而吸食。他们的行为不是戕害他人性命、劫夺他人财产的严重犯罪。但是按照《查禁鸦片烟章程》，又必须判处死刑，与“大奸大恶”同一科断，拟“绞监候”，刑罚显然过重。
    关三喇嘛吸食鸦片勒赎强奸案的发生，足以引起我们对于刑罚过重的反思。关三喇嘛自幼充当延寿寺长命喇嘛，因嫖娼犯案，还俗。后又剃发搬到太平寺别院居住。因患肚痛，购买鸦片烟具和烟膏，吸食成瘾。1853年9月14日，民人姚克祥养子的童养媳金喜被旗人庆喜拐走，关三喇嘛邀集陈幅、陈潆等五人商议，拟将金喜抢出，并趁机向姚克祥勒赎。次日，他带领陈幅等人将金喜抢出，送到太平寺。关三喇嘛声称必须交钱一千吊，方可赎回，并奸污了金喜。9月29日，他携带鸟枪、刀杆外出，被庆喜父亲告发，盛京将军遂派人将其缉拿归案。（32）检查例文，“军民人等吸食鸦片烟者，绞监候”；又，例载：“捉人勒赎，审无凌虐重情，止图获利，关禁勒赎为首，发新疆给官兵为奴；为从之犯，俱发极边足四千里充军”；“诱拐妇人子女为妻妾，知情为首者，发极边足四千里充军；被诱之人减等，满徒。”根据上述案发情节和大清律例有关规定，刑部的判词是：“关三喇嘛，即桑结，除捉人勒赎并逼奸、犯奸妇女已成，及私藏抬枪、鸟枪，应拟遣流各轻罪不议外，合依军民人等吸食鸦片烟者绞例，拟绞监候，秋后处决。”（33）在这一案件中，关三喇嘛可谓恶行累累，无论是霸占、强奸妇女，还是讹诈勒赎、私藏军械，均属不法已极，都可判处重刑。然而这些罪名却都赶不上吸食鸦片罪，最后不得不以吸食鸦片罪，从重判处其绞监候。
    龚益计聚众武装贩卖鸦片案的判罚结果，也可以与前述京师西城吸食鸦片案形成鲜明对比。1850年11月下旬，兴义知府张瑛查获一起大宗贩卖鸦片案，“拿获龚益计等三十九名，鸦片烟土十六挑，计重一万七千余两，并枪炮、刀杆等件。”龚益计等供称：他与同伙十余人前往广东贩卖鸦片，行至广西大黄江，遇见张亚五、梁阿保等十余人携带鸦片，龚益计等人遂将这批烟土全部盘下，前往越南销售，行至贵州兴义地方，被官兵拿获。龚益计喝令众人拒捕，但很快被官兵制服。（34）按照《查禁鸦片烟章程》：“收买烟土，尚未出售贻害者，为首发极边烟瘴充军，为从杖一百，流三千里；”又，“大夥兴贩鸦片烟，聚众持械，未经拒捕之首犯拟绞监候，为从发极边烟瘴充军；”“兴贩鸦片烟，知情受雇之船户，半年以内，杖一百，徒三年”。因此，龚益计应按“大夥兴贩鸦片烟，聚众持械，未经拒捕之首犯拟绞监候，秋后处决”；郑带计等10人，“听从夥买烟土，尚未转售，罪至拟流”；陆家鹏等12人各带铜炮、鸟枪、刀杆，贪利护送鸦片，“照为从减等，罪止满徒均合依大夥兴贩鸦片烟，聚众持械，未经拒捕，为从，发极边烟瘴充军。”程宵计等16人，“知情受雇，挑送烟土，即与船户无异，为时未及一个月，均合依兴贩鸦片烟知情受雇之船户，半年以内，杖一百，徒三年。”程阿生等10人在官兵查拿时，胆敢持械拒捕，应照律加拒捕罪二等。“各于满徒上加二等，杖一百，流二千五百里，到配折责安置。”（35）应当说，这是一起重大的团伙武装贩毒案，涉及犯罪人数多达40余人，参与的人犯各得应有惩罚。如此重大案件，判处死刑的只有首犯龚益计一人。（36）而前述京师西城普通吸食鸦片案，死罪人数竟然达到4人。二者相较，轻罪重罚，重罪轻罚，禁吸与禁贩的法律失衡现象已经相当严重。
    就法理来说，刑罚过轻，可能无法保障法律的权威性和公众利益，而为了威慑犯罪，刑罚过重则可能影响法律的公正性。刑罚过重往往导致罪与刑失衡现象。脱离犯罪行为本身的性质和危害程度一味强调严刑峻法，既违背法律公正性的要求，又影响刑罚效益的最佳发挥。脱离犯罪行为本身的性质和界限的重刑，不仅不能有效遏制犯罪，反而会造成罪犯与国家的严重对抗，妨碍对罪犯的感化和矫正，使民众对于残忍感到麻木，削弱民众对法律的支持和尊重，破坏刑罚应有的效果。（37）
    对于鸦片吸食者判处死刑，从《查禁鸦片烟章程》开始实施时，道光皇帝便认为不妥。1841年8月6日，刑部尚书王鼎、赛尚阿面奉谕旨：“本年朝审，吸食鸦片烟人犯，另为一本进呈，请旨。”1842年8月28日，刑部尚书李振祜与左侍郎柏葰又面奉谕旨：“所有京外吸食鸦片烟人犯，另为一本进呈，请旨。以后著为年例。”是年10月7日，刑部尚书阿勒清阿又面奉谕旨：“嗣后秋朝审，吸食鸦片烟人犯，著另缮清单，先期专折具奏，请旨。著为年例。”（38）清代国家机关对于死刑犯的复审分为两种：朝审和秋审。朝审是复审刑部在押的死刑犯，秋审是复审各省上报的死刑案件。审判官的组成是相同的，都是各部院的长官。以上三道谕旨的下达，意味着皇帝对于判处死刑的“烟犯”另案处理。
    在现存档案中，我们看到另案处理的吸食鸦片“烟犯”奏折是从1843年开始的。是年9月7日，刑部尚书奏报了朝审和秋审的情况，并将“官犯”和“常犯”分别列出清单，奏报皇帝，请求缓决。
    朝审一名官犯。绞犯张际垣，系革职把总。刑部清单：“因在海口防堵，感受潮湿，染患痔疮，嗣与武大会遇，谈及，武大答称：亦曾患过痔疮，系用鸦片烟灰熬水薰洗后，又吸烟数次，病始痊愈。并将余剩烟灰烟土送与试验。该犯先用烟灰熬水薰洗，未效。因希图赶紧医痊，起意将烟土熬膏吸食，病渐轻减。嗣该犯痔疮复发，取出烟土煎熬，即被获。案：职官犯死罪，秋审，例入，情实。惟系因病吸食鸦片烟，谨开具该犯张际垣犯事节略，恭候钦定。”（39）同日，刑部提供的朝审烟犯清单为9人，秋审烟犯清单为15人，道光皇帝御批全部缓决。
    从1841年到1858年，每年刑部都要按照这一惯例专折奏报当年朝审、秋审案件中的吸食鸦片“烟犯”情况，按照官犯、常犯和宗室人犯三类分别列出清单，并开具简明节略，说明各个“烟犯”的犯案因由。在阅读“烟犯”的节略时，看不到关于死刑犯“罪有应得”等字样，大都是该犯因病吸食鸦片，事实明确，是否缓刑，恭请皇帝钦定。虽是客观描述，但却流露出刑部官员在情理与法律之间犹豫不决。从历年清单来看，秋审鸦片“烟犯”越来越少，有时一年只有一起，甚至没有。按照清朝刑罚规定，各省死刑案件必须咨报刑部核定，吸食鸦片者一经发现即处以绞监候，必须咨报刑部。因此可以认定，朝审、秋审中的吸食鸦片“烟犯”就是当年定案的全部鸦片吸食者。这与黄兆麟的看法完全一致，“十年以来，各省地方官……凡遇吸食鸦片之案，概置不办。”
    需要引起关注的，不仅仅是查获的吸食鸦片人数越来越少，更重要的是对“烟犯”的缓决问题。到1844年12月，经过朝审、秋审的贩卖、吸食鸦片人犯，已经有50余人缓决三次以上，因无成案可以援例减刑，刑部尚书阿勒清阿等人于1845年2月2日奏请准其一体减为流刑。奉旨：“刑部片奏：现在查办减等，内有照新例办理人犯，可否一体减流，等语。著俟缓决五次，再行奏明，请旨。”（40）此后，每年十二月中下旬，刑部长官均按照这一旨意，奏报当年已经达到五次缓决的“烟犯”名单，照例请求减流。例如，道光二十六年十二月十四日，宗人府宗令多罗定郡王载铨、左宗正和硕睿亲王仁寿、右宗正多罗贝勒绵偲、刑部尚书李振祜、左侍郎庚福、右侍郎斌良等11名大臣，联合奏请将已经缓决五次的宗室奕漪等人减刑。（41）咸丰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刑部尚书德兴、赵光合奏，请求将朝审案内缓决五次的绞刑犯全部减为流刑。（42）这些请求，照例都会得到皇帝的“准其减流”的批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