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公贵族的物质待遇也很优厚。①按照不同等级，他们可以占有额定的土地，以及随丁、陵丁和媵户等；②减免各种赋役负担，并有权向所属征收赋税，这些封建特权可以世代承袭；③每年有数额可观的俸禄等固定收入。按照不同爵秩，由国家发给王公俸禄、俸缎。科尔沁三亲王和喀尔喀四汗年俸银高达二千五百两、俸缎四十匹。其余亲王俸银二千两、俸缎二十五匹。以下爵职俸银、俸缎分别有差。台吉（塔布囊）的供给标准为俸银百两、俸缎四匹。后来俸缎折价改发俸布；④每逢晋京朝觐，厚往薄来，蒙古王公仅象征性地贡献方物，如外蒙古的“九白之贡”（即白驼一峰、白马八匹），而朝廷赏例优厚，所值大大超过进贡之物。亲王所得赏赐最高达白金五百余两，三四等台吉可得五十余两。另外，还依例赏给不同数量的绸缎、器物等。王公所带随从人员、马匹，都要散发数额不等的廪饩、薪米、马干、路费等（《钦定大清会典（乾隆朝）》卷七十九）。每年进京值年班的内外扎萨克和喇嘛人等，人数众多，各项开销巨大。清廷不惜巨额破费，其目的是“以此炫耀国威，绥服羁縻蒙古”，使边疆少数民族畏威怀德，增强对清朝的向心力，加深感情联络和依附关系。
    3.额驸制度。是满蒙政治联姻的结果，又是王公制度的延续。它彻底贯彻了清代“北不断亲，南不封王”的安边方略。早在后金政权初期，努尔哈赤就采取与科尔沁蒙古等部联姻结盟的政策，先后打败周边部落，奠定了一代基业。清代的这种满蒙通婚关系持续时间之长、层次之多、规模之大都是空前的。满蒙贵族之间采取双向婚配方式，即满洲皇室可从蒙古王公家族中选择后妃，而蒙古王公子弟也可娶满洲公主格格为妻。后者被称之谓“额驸”。额驸又因宗室之女的不同地位，自皇帝以下分别有固伦、和硕、郡主、多罗、郡君、固山额驸等不同称谓（《清史稿》卷一百十七，志九十二，职官四）。夫以妻贵，因此被授予不同的爵职荣衔，享受不同的特权利益。据有关清代史籍统计，后金至乾隆朝，满洲王公共招不同等级的蒙古额驸达56人（参阅《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十九、二十、二十四；《清史稿》卷一六六）。至于下嫁公主子孙先后承袭台吉爵职者，科左中旗计有千人、科右中旗 520余人、敖汉旗600人、巴林旗170余人。其余喀喇沁、奈曼、阿鲁科尔沁诸部亦多有之（《蒙古游牧记》卷一、三）。下嫁外蒙古各部公主子弟也有不少受封。同时，满洲宗室也从蒙古贵族中挑选后妃。努尔哈赤迎娶蒙古后妃2人（均出自科尔沁部），皇太极7人（来自科尔沁、阿坝垓、察哈尔诸部），顺治9人（来自科尔沁、浩齐特、阿坝垓等部）， 康熙2人、乾隆1人（均出自科尔沁部），道光1人、同治2人（均为八旗蒙古之女）（转引金启孮《清代蒙古史札记》，载于《内蒙古社会科学》1981年第3期）。
    满蒙联姻，因各个时期政治任务的不同，联姻目的、做法、效果也各异。后金开创时期，主要任务是积蓄力量，统一北方各部。出于军事斗争需要，择婿重点在八旗组织内的蒙古官员，以及蒙古归顺首领。与此同时，努尔哈赤父子也重金礼聘蒙古之女。这样一可使蒙古王公心怀不二，忠实地为后金效力；二可借助其兵力征服周边各部，并打败强大的察哈尔部，先行统一内蒙古地区。入关之后，满蒙王公联合汉族地主阶级，平定三藩等乱事，开始面临统一全国的问题。能否在北方建立牢固的后方基地，则成为清朝建立和巩固全国政权的关键因素之一。因此进一步维护满蒙联姻关系，并扩大到漠北蒙古，变得尤为必要。这样，一可加强对整个北部地区的控制，使蒙古权贵实心任事，义无返顾，真正成为清朝赖以依靠的北部屏藩；二可随时征调盟旗兵力，或派遣驻防蒙古八旗，绥靖全国各地，维持其封建统治秩序。这一时期的满蒙联姻已制度化，赋予蒙古额驸更多的政治经济权益。乾隆中期之后，平准战事结束，全国封建政权日益稳固，相对蒙古王公的作用与地位开始降低。选择蒙古额驸的地域、部族范围日益缩小，人数也急剧减少。道光之后仅限于内蒙古七部十三旗，其它内蒙古部旗及外蒙古王公都被排除在外。“备指额驸制度”的产生，标志着清室已疏远蒙古王公，“恭顺则爱育之，鸱张则剿灭之。”（《大清历朝实录》“高宗实录”，卷一千二十三，乾隆四十一年十二月乙卯）。
    满蒙联姻结盟，密切了满洲贵族与蒙古王公的感情联系，巩固了满蒙政治、军事同盟，在统一蒙古诸部及全国的战争中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这一制度在客观上同时也促进了民族融合，沟通了一条满蒙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新渠道，有利于北方地区的长治久安和经济发展。
    二、地方边政制度
    1.盟旗制度。是清代统治北方蒙古地方最为成功的行政组织管理制度。它是满洲八旗制度与蒙古原有社会组织形态结合的产物。蒙旗既是基层政权组织，又是军事社会化机构。蒙旗之上，又由一旗或数十旗结合为“盟”，辖于理藩院。盟旗制度是在统一蒙古各部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完善的，它始于后金天陪九年（1635 年）， 终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持续时间长达130余年。 它的创设反映出清廷“众建诸侯而弱其势，同时示以恩赏怀柔之意。”的对蒙政策实质与手段。
    蒙旗按其性质主要分为两大类型（“蒙古八旗”以后在军事专题论述）。大多数蒙旗属外藩扎萨克旗（自治旗），少数是内属总管旗（官治旗）。
    盟旗制度下的外藩扎萨克旗，是在蒙古原有封建领地基础上建立的，辖于盟隶于理藩院。扎萨克王公人等可以比较自由地支配旗地和平民，受清朝政府间接统治，有相对的独立性。自崇德元年（1636年）开始，“随得随即分旗，分佐领，封为扎萨克，各有所统。”（同前书，“太宗实录”卷二十一）小部落编为一旗，大部落编为数旗至数十旗。至雍正九年（1731年），经过逐年设旗编次，内扎萨克蒙古（即漠南蒙古）计有六盟（二十四部）四十九旗。外扎萨克蒙古（漠北蒙古）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至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编设四盟（部）八十六旗。其间，另有内蒙古西部阿拉善厄鲁特部、额济纳土尔扈特部，均单独设旗代盟，直属理藩院管理。各旗扎萨克均为世袭旗长，总理阖旗军政事务。扎萨克的任免、继承之权，操之于清廷。如有违逆不驯服等情，即时革职，或取消世袭资格。具体旗务由扎萨克下属印务处办理。其余各官有协理台吉、管旗章京、参领、佐领、骁骑校、领催、什长等，分管各项事务。旗员额定人数，各旗有所不同。协理台吉一般由盟长于旗内王公中选任，并报理藩院核准，旗长无权直接任命。扎萨克的职责，主要包括旗内行政、司法、课税、兵差、属员任用和牧场更换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