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不仅改变了交战两国各自的命运，同时也是近代远东国际关系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与该地区关系较为密切的列强俄、英、法、德、美均程度不同地卷入这一事件，并对它们日后在远东的利益与地位以及彼此在远东的关系产生深远影响。因此，甲午战争历来受到学界重视。但检视国内外有关甲午战争史和19世纪末远东国际关系史的众多论著，法国与中日甲午战争的关系迄今尚无专题研究，相关著作只是附带提到法国，对于法国所扮演的角色和参加三国干涉还辽的动机分析尚不全面；至于还辽条件谈判的曲折过程，则基本没有涉及。本文拟以法国外交文件为核心材料，同时参考俄国、德国、英国、日本、中国外交文件和相关文献资料，就法国对甲午战争、尤其法国在三国干涉还辽以及还辽条件谈判中的态度与作用等问题做一专题研究，以期拓宽和推进甲午战争期间国际关系史的研究。
    一、甲午战争爆发前后法国的反应与态度
    在中日两国正式宣战之前，法国由于在朝鲜既无商业利益，也无地缘政治关系，对中日在朝鲜问题上出现的紧张局面并未予以特别关注。迟至1894年6月30日，法国外交部长阿诺托（Hanotaux）才通过法国驻英大使德克雷（Decrais）从英国外交大臣金伯利（Kimberley）口中得知“来自北京和东京的最新的惊人消息”，以及有关英国和俄国有意干涉中日朝鲜之争的情报，并误以为日本请求俄国斡旋。同日，阿诺托电令法国驻俄大使蒙塔佩罗（Montebello）提供“有关中日纠纷的有用情报，并告诉我圣彼得堡如何看待金伯利勋爵所说的可能性”。①在随后收到蒙塔佩罗和法国驻华公使施阿兰（A.Gérard）与驻日代办吕班（G.Dubail）有关中日局势的最新进展及英、俄等国态度的电文报告后，阿诺托也无意介入中日冲突，对于清政府请求法国与俄、英、美等国一道调停中日纠纷持消极态度，主张与盟国俄国采取一致立场。7月4日，他就此电令蒙塔佩罗“尽可能准确、快速掌握俄国政府为促使中日纠纷友好解决拟在东京或北京采取的行动”，以便他给法国驻中国和日本代表下达指示。②在与俄国沟通之后，阿诺托完全支持俄国在北京和东京进行调停，促使朝鲜问题和平解决。10日，电令驻日代办吕班以非正式方式向日本政府传达这一愿望，并将法国这一决定和行动通知俄国驻日公使希特罗渥（Hitrawo）。③11日，阿诺托便以此推辞清朝政府的再次斡旋请求，表示“我们已经对东京提出温和的劝告，我们在朝鲜问题上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我们自然重视这一问题得到友好解决”。④
    与此同时，阿诺托又以各种理由拒绝英国的联合调停建议。7月8日英国大使向法国提出共同干涉朝鲜问题的建议，阿诺托便以法国政府对情况不甚了解和法国在朝鲜没有重大直接利益，须在获得更多情报后再作决定为理由，加以推托，⑤并电令蒙塔佩罗尽快弄清俄国政府对英国提案的态度。由于当时俄国和法国都不愿意英国在朝鲜问题上起主导作用，阿诺托便于7月12日致函英国驻法大使度福林（Dufferin），正式拒绝英国的建议，称“共和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虽然没有直接利益，但已经对东京和北京提出了温和、谨慎的劝告。另外，我们只能原则上决定，在需要时采取与其他将决定参与共同行动的列强类似的措施”；并表示根据法国驻华公使最近提供的消息，鉴于清政府已与日本代表在北京举行谈判，法国更倾向于中日之间直接达成协议。⑥7月18日当日本驻法公使曾祢（Soné）询问法国对联合调停的态度时，阿诺托也表达了同样立场，指出：“我们在朝鲜的利益并不那么直接，以致带头采取措施，在我们看来，这应该留给那些其利害关系更为直接的列强。我们只能仿效其他政府，向东京和北京提出温和、谨慎的劝告。凡能确保这两个友邦间的纠纷得到和平解决的措施，我们都欢迎。”⑦可见，起初法国对中日冲突实际上持听之任之的旁观态度。
    1894年8月1日中日两国正式宣战后，英国提议列强发表中立宣言，并率先在8月7日的《伦敦公报》刊登《维多利亚女王声明》，宣布“在中日之间这场令人不快的战争中，我们将保持严格公正的中立立场”。⑧意大利追随英国表态。法国则继续追随俄国，拒绝发表中立声明。8月8日，阿诺托在与英国驻法代办菲普斯（Phipps）会谈中解释法国政府的立场，表示：法国把中立看成是不言而喻的，无需什么声明，“由于大不列颠在那块土地上有着庞大的商业利益，所以对此事有着更直接的兴趣，可以设想种种不测，英国必须采取步骤以保障其利益。法国情况则完全不同”。⑨
    清政府在9月16日的平壤之战和17日的黄海之战两大战役遭受惨败之后，被迫于10月2日通过中国驻外使节同时向英、俄、法、德等国政府提出调停请求。英国为在华利益最大国，担心日本会乘胜进攻北京，导致中国政局动荡，再次倡议其他国家联合调停。10月4日，英国驻法代办菲普斯致函法国外交部长阿诺托，询问法国是否决定与英、德、俄和美一致行动，参与对两个交战国的斡旋，调停的条件是列强共保朝鲜独立和中国向日本支付赔款。收到英国联合调停的建议后，法国首先征询俄国的意见。5日，阿诺托先与俄国驻法大使穆伦海姆（Mohrenheim）商议“这种集体行动的可能性”。因还没有得知俄国政府的意见，阿诺托在随后与菲普斯会谈时拒绝对英国的建议作出明确表态，只是模糊地表示这个问题“值得深思熟虑”，“须等待我们外交官的消息”；同时，阿诺托认为此时并没有进行干涉的必要，询问菲普斯有关日本将直接进攻北京、中国局势不稳的消息是来自于英国外交官还是中国驻欧洲使节，表示“我们的代表似乎并没有为此担心，他们也没有给我们发电报”；⑩指出英国的建议不涉及保护外侨问题，而是一项共同的政治行动，因此首先必须保证列强之间不会对英国的提议产生分歧，应该掌握交战双方对拟议中的干涉计划的看法等等问题，为拒绝英国的联合调停建议寻找种种借口。（11）同时，又致电法国驻俄代办沃维诺（Vauvineux），指示他务必了解俄国政府对于伦敦内阁提出的集体行动提议持何种态度。（12）在与俄国充分协商之后，10月18日阿诺托便以“有关政府之间未能就英国的建议达成一致”为由，致电法国驻英、德、奥、美、中和日本使节，宣布法国不支持英国的联合调停建议。（13）
    中日战争爆发前后，法国一再拒绝清政府的斡旋请求和英国的联合调停建议，采取观望态度，虽然与其所反复宣称的在朝鲜问题上没有直接利益有关，但这只是表面现象。法国对中日两国为朝鲜问题开战，并非没有自己的打算。实际上，法国乐见中日开战，以便从中渔利。中日宣战后，法国政府即任命精明能干、熟悉远东的外交家阿尔曼（Harmand）为驻日公使，以接替代办吕班的工作。具体而言，法国当时试图通过中日战争达到以下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