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通过中日战争巩固刚确立不久的俄法同盟关系。共和政体的法国与专制政体的俄国在政制上虽然截然不同，但为摆脱外交孤立局面和对付欧洲的共同潜在敌人--德、奥、意三国同盟和英国，法俄两国走在了一起。1891年8月，法俄签订第一项协定，规定缔约双方同意“对每一个具有威胁整个和平的性质的问题，进行磋商”；如果其中一方受到侵略的威胁，“双方同意在该不测事件成为事实时，两国政府就必须立刻和同时采取的措施，取得谅解”。一年后的8月，法国参谋长布瓦代弗尔（Boisdeffre）将军和俄国参谋长奥勃鲁切夫（Obruchev）将军又商定了一项影响深远、针对三国同盟的军事协定，该协定较第一个协定意义更为重大。它规定，如果法国遭到德国或者以德国为后盾的意大利的袭击，俄国就要援助法国；如果德国或者以德国为后盾的奥匈帝国袭击俄国，则法国对俄国也要承担同样的义务。1893年12月和1894年1月4日，俄国和法国政府分别批准该项协议，法俄正式结成同盟。（14）鉴于俄国在朝鲜问题上具有重大利益，因此法国从一开始就将中日战争看作实践法俄同盟的第一次良机。法国驻日公使阿尔曼在到日本后不久（8月10日）写给法国政府的报告中，就将法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所要达到的这个目的和盘托出。在这份长篇报告里，阿尔曼虽然认为日本发动战争是错误和危险的，最后并不一定能够取胜，但他明确表示中日开战对巩固法俄同盟是有益的，指出中日为朝鲜问题开战一定会加剧俄国和英国在中国的竞争和矛盾，俄国将会利用这次机会竭尽全力在中国北部海域获取一个不冻港，势必会与英国产生冲突，而“这当然对我们有利，会使我们的友谊和我们的冷漠被更强烈地感受到，也会提高我们向交战双方提出的建议和忠告的价值和影响”。（15）
    其次，利用中日冲突所造成的有利时机，解决中法间关于越南的悬而未决的问题。1884-1885年的中法战争并没有完全实现法国侵略中国西南的野心。就在中日战争爆发前夕，法国政府任命施阿兰为新任驻华公使（1894年4月18日抵达北京），指示除了保全与维护法国在中国所有的既得权益和特权外，他的一项新任务就是与中国划定中越边界，进一步开拓中越之间的交通与贸易关系。（16）中日开战，无疑为法国实现这一目的提供了天赐良机。对此，法国驻日公使阿尔曼在8月10日的报告中直言不讳，指出：
    鉴于我们与中国的关系，和我们未来的远东政策的需要，我们所关注的这场冲突对我们具有特殊的意义……目前的战争使中国忙于她的北方，迫使她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无暇顾及她与我们接壤的边境地区的道路、交通以及其他事情。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弥补我们所犯错误的机会，公开采取各种必要的措施，而不会招致我们的邻居在边境地区集结大量的部队。我认为我们在这场刚开始的战争中的所得将超过所失，我们的利益促使我们希望它延长，甚至一直进行下去，如果可能的话，在不公开违背中立原则的情况下，倾向其中的一方，我们应该对日本保留我们的鼓励。（17）
    英国驻华公使欧格讷（O'Conor）也一针见血地指出，法国驻华公使施阿兰对他在北京的联合调停采取抵制态度，就是出于这一自私的动机，他说：“很显然，他绝不希望为了要避免可能导致削弱中国而有利于法国印度支那领地的战争，而支持英、俄协议或采取任何积极措施。”（18）而事实也的确如此，中日开战后不久，法国外交部长阿诺托就指示法国驻华公使施阿兰乘机与清政府谈判，“尽快对中国与我们属地之间的边界进行最后的勘查并划定”。（19）
    此外，法国在中日战争爆发前后采取不介入态度，也是因为不愿看到英国在调停中日冲突中起主导作用，以达到牵制英国的目的。无论在欧洲，还是在东亚，法、俄两国与英国都存在利害冲突，将英国看作他们的共同竞争对手。因此，法国从一开始就与俄国一道，抵制英国在调停中扮演领头角色。对于战前英国发起联合调停的倡议，法国十分赞同俄国的意见，“认为不便给予英国一个主导者的角色”，“不能接受英国的摆布”，（20）因此，法国一方面拒绝英国联合调停的建议，同时又接受俄国的意见，各自采取独立行动，分别向日本提出与英国一致的要求，以摆脱受英国主导之嫌。出于同样目的，对于中日战争爆发后英国提出的联合干涉倡议，法国也加以抵制，于1894年10月9日与俄国达成如下默契：当英国想加速行动的时候，俄国和法国将达成一致，采取共同行动。（21）法国驻华公使施阿兰则直言他在北京抵制英国公使欧格讷联合调停活动，就是因为他不愿“让英国扮演头等重要的角色”，（22）他还指责欧格讷在调停过程中故意不向其他国家公使吐露真情，“想单独给英国保留该行动将带来的利益”。（23）因此，施阿兰对英国联合干涉倡议的失败表示由衷的喜悦，指出：“英国所遭遇的失败，也许有助于清朝政府明白单独一个国家行动的局限性和3个月以来女王代表不断向他们承诺的支持的实际效果。”（24）法国驻德代办苏朗-波定（Soulange-Bodin）也对德国拒绝英国的建议感到高兴，与德国外交大臣一道讥讽：“英国人开始设法策划武力干预，后来又是单纯的调停，但是他们甚至未能成功地促使列强对交战双方提出忠告。”（25）由此可见，法国对中日战争的反应和态度还明显受到它与英国关系的影响。
    二、从观望走向干涉
    如前所述，法国在中日战争爆发前后采取观望和不介入态度，实有其外交目的和动机。在拒绝英国联合调停的建议之后，对于清政府直接向各国发出的调停请求，法国政府的态度开始有所改变。1894年11月3日，恭亲王奕召见包括法国公使在内的驻京各国公使，正式请求各国出面调停中日战争，条件依然是承认朝鲜独立，并向日本支付战争赔款。法国驻华公使施阿兰一改此前的冷淡态度，主张接受清政府的请求，参加列强的共同调停。他在11月5日的报告中指出，中国提出的和谈条件表面上虽与不久前英国倡议的调停条件相同，但是无论在朝鲜独立问题上，还是在战争赔款的支付上，都给予列强更大的行动自由。这次是交战的一方直接请求干预，并由它自己提出和谈方案，也是它自己把命运交给列强。这就赋予干预行动另一种性质。因此，“我们不能完全拒绝中国向我们提出的请求”。（26）法国外交部长阿诺托也在是日晚收到俄国决定加入干预行动的电报后，于次日通电法国驻德、美、意、英大使，指示他们询问各驻在国政府“是否决定接受中国政府的提议”。（27）
    尽管法国在不由英国主导的前提下，表示愿意参加列强共同调停中日战争的行动，但由于日本拒绝列强的联合调停，而列强对中日战争也都抱着渔利的态度，法国介入的时机并未成熟。俄国虽愿意加入联合行动，但明确表示不愿意领头，只“在同等条件下与其他列强一起参与外交行动”。（28）英国虽希望中日早日结束战争，但也以清政府的条件几乎与此前无异、不会被日接受为由，表示“确定和平条件的时机尚未到来”，“英国政府不可能再带头干预”。（29）德国则因中日战争给其军工厂带来巨大利益，并期待从中国的惨败中分享战利品，公开声明反对一切旨在中止中日战争的任何尝试。（30）美国为了削弱英、俄等欧洲国家在东亚的势力和影响，更是奉行亲日政策，表示：“美国不能加入干预行动，因为该行动旨在迫使日本同意它事先不准备接受的条件。”（31）在此情形之下，法国只好放弃联合干涉的念头，继续作壁上观，等待时机。11月9日，法国外交部长阿诺托致函法国驻德、意、美、英外交使节，指出：“虽然所有列强都希望恢复和平，但没有一个列强相信目前对日本进行调停会产生作用，因而都不愿意在这一调停活动中带头。这种态度要求我们特别谨慎，因此我在中国公使来访时对他做了口头答复。我向他保证我们很希望尽可能为冲突的停止作出贡献，我告诉他我们很愿意参加列强的干预行动。不过，我补充说，在我看来，这一措施需要所有相关国家的政府一致加入。”（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