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从来华夷之说，乃在晋、宋六朝偏安之时，彼此地丑德齐莫能相尚，是以北人诋南为岛夷，南人指北为索虏。在当日之人，不务修德行仁，而徒事口舌相讥，已为至卑至陋之见。今逆贼等于天下一统、华夷一家之时，而妄判中外，谬生忿戾，岂非逆天悖理，无父无君，蜂蚁不若之异类乎！”
    “且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如三代以上之有苗、荆楚、狁，即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也。在今日而目为夷狄可乎？至于汉、唐、宋全盛之时，北狄、西戎世为边患，从未能臣服而有其地，是以有此疆彼界之分。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他特别强调，当国家、民族大一统之时，再以华夷“妄判中外”，是“逆天悖理”。既不合人情、时宜、且逆历史潮流。
    就曾静反清事件来说，史家见仁见智。清朝入关伊始，对汉族人民实行残酷的屠杀和镇压，汉族人民愤而进行反抗，应该说是正义的，具有进步意义。但曾静等人以“华夷论”作为反清的理论武器，就犹如手持一件破旧不堪的武器向敌人进攻，结果不仅未能伤及敌人，武器就自我爆炸，伤及自身。这正是曾静等人反清不能成功的历史悲剧。曾静反清事件，遭到残酷镇压（曾静本人在乾隆时被处死），是清朝文字狱之一。对清朝文字狱，后人是切齿痛责的，因为它钳制了人们的思想，毁坏了大量文化典籍，残杀了许多文人学士。
    如果从中华民族思想发展史的意义上来说，这场关于“华夷”大辩论的理论意义，大大超过了这个事件本身。它宣告，不利于各民族统一、融合的“华夷论”，理论根基坍塌了。此后，“华夷论”虽然还没有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但其在中华各民族大统一的强烈思想意识的潮流面前，却日益显得渺小和暗淡无光了。
    雍正对“华夷论”的批判，虽然还没有脱离传统巢臼的影响，也没有建立新的理论体系，但是，它毕竟给了旧的理论体系致命的一击，为新的理论体系的建立，开辟了道路。他曾下令将这场政治大辩论的材料，汇编成《大义觉迷录》一书，全国各地学宫均置一部，供文人浏览。这对于继续扫荡“华夷论”，强化各民族统一的意识，起了重要作用。
    此后，清朝统治者在许多重要的政治场合和重要的官方文件中，特别注意避免对边疆少数民族使用带有刺激性的“夷狄”字样和称谓。乾隆时，还为此处分过一些大臣。乾隆五十二年（1787），陕西巡抚巴延三即因此遭到严厉斥责。乾隆指斥他：“本日巴延三奏报前藏达赖喇嘛遣使过境日期一折，内称‘夷使’字样，甚属错谬。国家中外一家，况卫藏久隶版图，非若俄罗斯之尚在羁縻，犹以外夷目之者可比。自应以来使堪布书写为是。乃一任庸劣幕友混行填写夷使字样，率而具奏。巴延三于此等陈奏事件全不留心寓目，何至糊涂若此？著传旨严行申饬！”〔4〕
    清朝利用政权的力量，对传统的“华夷论”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批判，从其主观意图来说，当然是为其统治全国的合法性作辩护，但是，从客观意义上来说，它是中华民族思想发展史上的一次深刻变革（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清朝对各少数民族，尤其边疆少数民族，施行的是歧视和压迫政策，因为封建统治阶级的“宣言”和实际行动往往是两回事），是中华各民族大统一思想的一次时代闪光，是有利于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巩固的，因而具有进步意义。
    二、近代领土、边界、主权观念的形成这是清代前期各民族大统一观念的另一个突出的时代特征。
    清代以前，没有近代意义上的领土、边界、主权观念。而是以中央政权辖区周围少数民族地区为“边”。到了清代，这些少数民族地区已完全统一在中央政权之下，当然不能再目为“边”了，与邻国接壤的地区，自然被视为边疆。诚如《清朝通典》所说：“杜佑叙列历代以来荒外之国，享王背服、兴废沿革，与其山川风气、习俗性尚殊方异族之跡，而统目之以边防。诚以四边辽远，声教莫通，经纬控制之宜， 有不可不大为之防者。其体例唯载荒外诸国朝贡、征伐，而不及内地沿边控御屯戍之政，名曰“边防”，实即列史之四裔传也。自唐以来，四裔之国分并迁徙，纷纭不已，见于五朝《续典》。洪惟我圣朝……举凡前代之所为劳师设备，长驾远驭，兢兢防制之不暇者，莫不备职方而凛藩服，东瀛西漠，环集辐凑，固已无边之可言，而亦岂列代防御之术所可比论哉！”〔5〕
    清朝关于边界问题的观念，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之后（1640年的英国工业革命，标志着资本主义世界的开始），逐步形成的，具备了近代领土、边界、主权观念的特征。
    近代领土、边界、主权观念，是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之后的产物。近代国家和民族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领土、人民、主权，是构成近代国家和民族的三大要素。领土是近代国家和民族赖以生存、发展的空间和最根本的物质条件，作为领土周边地区的边界，是领土的界定。主权是近代国家保护领土和民族最根本的政治权力。丧失了领土和主权，国家和民族就会沦丧或名存实亡。近代领土、边界、主权观念的形成，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自我觉醒、自我保卫和抵御外来侵略的巨大精神力量，是民族内聚力的重要体现。
    清代前期虽然还处于封建社会，但是，世界资本主义的出现使世界上不同国家和民族的许多问题都联系在一起，因而中华民族的思想观念，不能不受世界潮流的影响，发生许多新变化。是西方早期殖民主义者的入侵，从反面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在抵御外来侵略的斗争中，逐渐形成了近代领土、边界、主权观念。
    西方早期殖民主义者对我国的骚扰，早在清朝入主中原之前就已经开始。继十六世纪中叶葡萄牙人入侵澳门之后，十七世纪初，荷兰人两次（1604年，1622－1624年）攻占澎湖，进而占据台湾达三十多年；其间，鸡笼（基隆）、淡水一带曾一度为西班牙人所控制（1626－1641）。这些西方早期殖民主义者的侵扰目标，主要是南疆海岛，尚没有对国家的安危造成严重威胁，又加明朝政权腐朽，全国政局混乱，最高统治阶层，还没有从领土、主权的高度来认识这些问题。但是，它毕竟是一个严重的历史信号，警告中华民族，中国的事情和世界的事情连在一起了，西方殖民主义者的武装侵略，将给国家和民族的安危，造成严重威胁。
    十七世纪初，沙俄侵略者越过乌拉尔山向东扩张。几乎是与清朝夺取全国的同时，沙俄侵略军大肆侵扰我国黑龙江流域。明崇祯十六年（1643），波雅科夫率沙俄侵略军，闯进我国黑龙江北面支流精奇里江一带，烧杀抢掠。顺治八年（1651），强占黑龙江上游北岸的雅克萨，筑垒屯兵。顺治十五年（1658）， 强占我国的尼布楚地方。 康熙四年（1665），再次强占雅克萨，并盘据二十余年之久。沙俄的侵略行径，理所当然地激起了东北各族人民的强烈反抗。清朝对“发祥重地”遭到侵扰，也给予了严重关注，派出军队，于康熙二十四年、二十五年（1685、1686）组织了历史上著名的两次雅克萨反击战，打败了入侵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