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以汉、满、蒙、维、藏五族一体，作为国家和民族统一的象征
    这是清代前期中华各民族大统一观念的另一个突出的时代特征。
    在中国近代史上，有一种很重要的思潮，很响亮的政治口号，即“五族共和”。孙中山先生在1912年发表的《总统宣言书》上明确提出：“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则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这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促进各民族团结、统一、进步、发展的口号，曾产生过重大而深远的历史影响。从历史研究的角度看问题，这种以汉、满、蒙、回、藏五族一体，作为国家和民族统一象征的思想，产生于清代前期，具体说，形成于乾隆时期。
    乾隆时期，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空前巩固和发展。全国各民族，彻底统一在封建中央政权之下，此后，再没有出现过大的民族分裂；各民族的生活、生产区域基本稳定，奠定了近代各民族的分布格局；各民族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进一步密切和加强，形成了谁也离不开谁的民族统一体；反对外来（特别是西方早期殖民主义者）侵略的斗争，促使各民族之间休戚与共的思想意识空前加强，传统的各民族大统一思想，注入了新的历史内容。这些标志着近代中华民族的形成。如何认识和反映这个时期的历史特点，提到了历史的议事日程。清朝统治阶级，特别是乾隆皇帝本人，根据自己的认识，提出了以汉、满、蒙、维、藏五族一体，作为国家和民族大统一象征的思想。
    乾隆皇帝本人，除通晓汉语文和满语文之外，还特别注意学习蒙、藏、维语。据他自己说：“乾隆八年（1743）始习蒙古语；二十五年（1760）平回部（指维吾尔族--引者），遂习回语（指维吾尔语--引者）；四十一年（1776）平两金川，略习番语（大、小金川地方藏语--引者）；四十五年（1780）因班禅来谒，兼习唐古忒语（指藏语--引者）。是以每岁年班，蒙古、回部、番部等到京接见，即以其语慰问，无籍通译”〔16〕。作为一个封建皇帝，这样努力学习少数民族语言，在历史上是少见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政府和乾隆本人对这几个民族的特别注意与重视。
    根据乾隆的旨意，组织了大批学者，官修了《西域同文志》，分地名、山名、水名、人名四门，“每门则首冠国书（满文），次汉字详注，次三音切合，次蒙古字，次西番字（藏文），次托忒字（新疆地区使用的蒙古文--引者），次回字（维吾尔文），循环毗附，重译相通，凡二十四卷”〔17〕。这是历史上第一部五种民族文字对照的辞书。乾隆时，还对官修的《清文鉴》进行了修订，完成了《三体（满、蒙、汉）清文鉴》、《四体清文鉴》（满、蒙、汉、藏四种文字对照的辞书）和《五体清文鉴》（满、蒙、汉、藏、维五种文字对照的辞书）。这又从一个方面说明，清政府和乾隆，对这五个民族的特别重视。
    乾隆还下令，将这五种民族文字，题刻在皇家许多重要建筑上，以显示国家和民族的统一，用乾隆的话说，就是“以昭我国家一统同文之盛”！
    乾隆十九年（1754），在改造热河避暑山庄正门--丽正门时，用汉、满、蒙、维、藏五种文字，题写了门额。这在历史上是一个创举。
    避暑山庄是古北口外最大的避暑行宫和当时的第二个政治中心。清朝皇帝每年夏天都要率领王公大臣和大批军队到这里避暑并去木兰围场（今河北围场县）打猎，同时接见各少数民族王公贵族和外国使节。丽正门正是清朝皇帝举行大典时，王公大臣和各少数民族首领，以及外国使节，出入避暑山庄的正门。用五种民族文字题写这主要出入口的门额，正是借此显示国家和民族的统一。“两字新题标丽正，车书恒此会遐方”--乾隆的这两句诗（现仍刻写在丽正门内），很能说明其政治用意。
    出于同样的政治目的，乾隆又于四十八年（1783）下令将盛京（今沈阳）的大清门，以及永陵、福陵、昭陵“所有下马木牌，俱著改用石碑，镌刻清、汉、蒙古、西番（藏）、回子（维吾尔）五体字，以昭我国家一统同文之盛”〔18〕，很显然，乾隆就是要用这五种民族文字，昭示国家和民族的大统一。
    这是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一种政治观念。
    汉族人口众多，经济、文化发达，是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满洲贵族掌握着全国统治权，满族在全国处于统治地位。清朝统治者讲国家和民族的统一，当然不能离开满、汉民族，这个道理很容易理解。问题是，在全国众多的民族中，除满、汉民族之外，清朝统治者又为什么特别重视蒙、藏、维三个民族呢？这是和清朝统治者对当时国情的认识分不开的。
    满洲贵族入主中原以前，就通过联姻等手段，和蒙古王公贵族结成了政治联盟。清朝夺取全国统治权，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了蒙古骑兵的力量。清朝掌握全国统治权后，蒙古王公贵族成了这个政权的主要依靠力量和重要支柱。清代前期，对国家领土、主权造成威胁的，主要是来自北方沙俄的侵略。在这场斗争中，蒙古处于最前线。康熙说，“本朝不设边防，以蒙古部落为之屏藩”〔19〕，“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之长城更为坚固”〔20〕。这是清朝的一项重要战略思想原则，即抚绥蒙古，以巩固北部边疆，防御外来侵略。所以，清朝讲国家和民族的统一，必然会把蒙古族提到极为重要的位置。
    维吾尔族是新疆的主体民族。新疆“东扞长城，北蔽蒙古，南连卫藏，西倚葱岭，以为固居神州大陆之脊，势若高屋之建瓴。得之，则足以屏卫中国，巩我藩篱；不得，则关陇隘其封，河湟失其险。一举足而中原为之动摇”〔21〕。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对国家的安危，有着特别重要的关系。沙俄对我国新疆地区的侵略野心，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的阿睦尔撒纳之乱中，已经暴露无遗了。新疆在当时也处于反对外来侵略的最前线。清朝认为，“（新疆）塞防乃国家根本”〔22〕，其原因也在于此。厄鲁特蒙古虽然曾一度统治了天山南北，但在乾隆二十四年（1759）清朝彻底统一新疆之后，厄鲁特蒙古的人口锐减，政治势力微乎其微了，维吾尔族在新疆的主体地位，更明显的突出和加强了。要巩固西北边疆，必须加强对维吾尔族的统一。维吾尔族的统一、安定，直接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统一，这正是清朝统治者特别重视维吾尔族的主要原因。
    西藏在清代前期政治中，占有特殊的重要地位。西藏作为喇嘛教的发源地和中心所在地，对西南地区和蒙古地区的政局，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喇嘛教在蒙藏民族中得到普遍信仰，有着巨大的传统和政治势力。利用喇嘛教统治蒙藏民族，是清朝的一项传统政策。乾隆说，“卫藏为黄教兴隆之地，内外诸蒙古无不以是为宗，所关事体大”〔23〕。清朝重视西藏，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重视喇嘛教问题。西藏作为喇嘛教首领达赖、班禅的居住、焚修所在地，直接影响到蒙古地区政局的安定与否，用乾隆的话说，就是“盖中外黄教（喇嘛教）总司以此二人，各部蒙古一心归之，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24〕。另外，清代前期，英国和沙俄已经开始把侵略的魔爪伸向了西藏。作为祖国的西南门户，西藏对国家的安全，有着极重要的关系。清代的一些有识之士，对此曾有深刻的论述：“夫唐古忒（西藏）与廓番（廓尔喀）接壤，廓番又与英圭黎（英吉利，即英国--引者）属之印度接壤。英圭黎常思开通藏路以达中国（此指中原地区--引者），胜海路之迂险，是以经营印度汲汲若不终日，而唐古忒之，不得逞。然则今日之藏卫，其关系中外利害数倍于昔”〔25〕。这说的虽然是鸦片战争以后的形势，但鸦片战争以前，就已经存在，乾隆末年在反击廓尔喀侵略西藏的战争中，清朝就已经察觉了英国在暗中怂恿廓尔喀问题。喇嘛教和西南边疆的安定，正是清朝特别重视西藏问题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