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反对沙俄侵略的斗争中，清朝政府正式形成了领土、边界、主权观念。康熙二十二年（1683）的一项谕旨指出：“向者，鄂罗斯无故侵扰我边陲，后复渐入，越我疆界，索伦、赫哲、费雅喀、奇勒尔等处之人，皆被扰害，不获宁居……”。〔6〕至迟在这时， 康熙正式明确提出国家边界的概念，指出，沙俄的侵扰是对我国边疆的侵略。康熙二十四年（1685）的谕旨再次重申：“向者，罗刹（俄罗斯）无故犯边，收我逋逃，后渐越界而来”，“罗刹扰我黑龙江、松花江一带三十余年，其所窃据，距我朝发祥之地甚近，不速加剪除，恐边徼之民不获宁息”〔7〕。再次明确指出了沙俄侵略军的行径是“越界”入侵， 强调了边界不容侵犯。
    康熙二十七年（1688），清政府派谈判使团前往尼布楚与沙俄使团谈判。临行前，康熙给使团颁布谕令，指示谈判原则，特别强调了领土、边界、主权问题：
    “罗刹侵我边境，交战于黑龙、松花、呼马尔诸江，扰我属所居尼布潮（楚）、雅克萨地方，收纳我逃人根特木儿等。及我兵筑城黑龙江，两次进剿雅克萨，攻围其城，此从事罗刹之原委也。其黑龙江之地最为扼要，由黑龙江而下，可至松花江，由松花江而下，可至嫩江。南行，可通库尔瀚江（牡丹江），及乌喇（吉林）、宁古塔、席北、科尔沁、索伦、打虎儿（达斡尔）诸处。若向黑龙江口，可达于海。又，恒滚、牛满等江及静溪里江口俱合流于黑龙江。环江左右，均系我属鄂春、奇勒尔、毕喇尔等人民及赫哲、飞牙喀（费雅喀）所居之地，若不尽取之，边民终不获安。朕以为尼布潮、雅克萨、黑龙江上下，及通此江之一河一溪，皆我所属之地，不可少弃之于鄂罗斯。我之逃人根特木儿等三佐领，又续逃一、二人，悉应向彼索还。如鄂罗斯遵谕而行，即归彼逃人及我大兵所俘获招抚者，与之画定疆界，准其通使贸易。否则，尔等即还，不便更与彼议和矣”〔8〕
    从这项谕令中可以看出，清政府关于领土、主权的观念，是非常明确和强烈的。康熙特别强调领土、主权不可丝毫丧失，指出：“尼布潮（楚）、雅克萨、黑龙江上下，及通此江之一河一溪，皆我所属之地，不可少弃之于俄罗斯”；他还特别强调了与邻国划定边界的问题，指出：“如鄂罗斯遵谕而行，即归彼逃人及我大兵所俘获招抚者，与之画定疆界，准其通使贸易”。这是近代国家处理邻国关系的一条基本准则。
    此后，清朝政府对这些原则，始终坚持不渝。中、俄双方在平等基础上，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 条约共6条，主要内容是中俄东段边界的划分，越界侵略和逃人的处理，中俄往来贸易的规定等。在一、二个世纪的历史时期，它一直是中俄双方处理两国关系和边界的准则。它是中、俄之间签订的第一个条约，也是中国与外国正式签订的第一个条约。从这个条约内容可以看出，清朝关于领土、边界、主权的认识，已和当时的西方各国，达到了同样的时代高度。
    此后，清朝在处理边界和邻国关系问题上都遵循了康熙时制定的这些原则。雍正五年（1727），与沙俄签订了《中俄布连斯奇条约》，双方随即派官员勘分了中段全部边界，并设置了界标，订立了《阿巴哈依图界约》和《色楞额界约》。雍正六年（1728），在上述条约的基础上，再签订了《中俄恰克图条约》，规定了中俄在政治、边界、经济贸易、宗教、文化等各方面的关系。
    乾隆时期，统一天山南北之后，清朝设置伊犁将军统辖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广大地区军政事务，并在沿边堆设鄂博（石堆界标），并于“可入俄罗斯之要路，俱安设卡伦”〔9〕，设官驻军， 建立了定期巡查制度。当时，中国西部边界与沙俄距离尚远，但未雨绸缪，边防是严密的。
    乾隆末年，击退廓尔喀对西藏的侵略之后，特别加强了西南边防，沿边“各设鄂博，厘定疆域”。〔10〕乾隆五十七年（1792）八月，第二次反击廓尔喀入侵的战争刚刚结束，乾隆即谕令福康安等，迅速与廓尔喀划定边界，“查系藏内边地，一一设立鄂博”。福康安等迅即照办，不久即奏复：“于济咙之热索桥，聂拉木外札地方之铁索桥，及绒辖边界，均已设立鄂博，厘定疆域”〔11〕。乾隆五十八年（1793），清政府批准了这次划界。廓尔喀也认为，这次划界“定立地界，极为公道”，表示“两家照旧和好，永远不敢滋事”，对于“所立地界，永远遵奉，不敢丝毫有违”〔12〕。
    乾隆五十九年（1794），驻藏大臣和琳以“藏界西南通外番地方，如萨喀、定结、帕克哩等处，均未定有鄂博，难得日久不无事端”，因而派熟于边务的游击张志林“会同各营官，自萨喀起，酌于紧要处所，将应立鄂博地方，绘图贴说”，在福康安划界的基础上，进行补充划界。同年五月，和琳向乾隆奏报这次划界结果：“定日阅兵完竣，随带游击张志林、噶布伦丹津那木伦、代本拉旺策卜丹等，携带噶厦底案，由萨喀、宗喀、聂拉木、绒辖、定结、帕克哩沿边一带，率同该处营官，悉心讲求，查对底册。张志林所拟应立鄂博处所，均与噶厦底册年老番民禀告相符。查，各处路径崎岖，雪山重叠，臣分派营弁，眼同各该处营官，将旧有玛尼堆等，加高添砌，其全无形迹者，一律堆设整齐，所有唐古忒西南，与外番布鲁克巴、哲孟雄、作木朗、洛敏汤、廓尔喀各交界，均已画然清楚”〔13〕。
    乾隆末年，当英国以“租用”、“暂住”等名义，向清朝提出领土要求时，乾隆当即拒绝，并严正指出：“天朝尺土俱为版籍，疆址森然。即岛屿、沙洲，亦必画界分疆，各有专属”〔14〕。再次强调了康熙以来的一贯指导思想，即划定边界，严守边疆。
    清代前期领土、边界、主权观念不断加强的另一突出表现是，加强边防：“与俄罗斯接壤之处，各有重兵，形势联络，自科布多以西约千余里为塔尔巴哈台，有大臣驻焉。自塔尔巴哈台以西约千余里，为伊犁，有将军驻焉。其外境皆哈萨克部落。受封爵、纳赋税，比于内地蒙古各部，而哈萨克之外，惟俄罗斯为强国，然则边防所重，盖可知矣”--这是何秋涛分析了乾隆时期北部和西北边疆形势以后得出的结论。他进一步指出：“夫国家承平二百余年，西北诸部若内蒙古、若喀尔喀、若杜尔伯特、若土尔扈特、若乌梁海、若哈萨克，皆我朝所戡定而卵翼之者，绸缪固结，更无边衅可虞，然常宿兵于漠北，将帅大臣星罗棋布，东西相望，其所以防患于未然者，意至深远。乾隆、嘉庆年间，满洲大臣多自西北军营入襄纶阁枢庭之治，若兆惠、阿桂、舒赫德等皆起自新疆军营，松筠任库伦办事大臣、伊犁将军前后十余年之久，庆桂以科布多参赞入辅政，诚以西北塞防乃国家根本，故久其任用竣其迁擢也”，“盖我朝边圉之政，至高宗而集其大成”〔15〕。
    近代领土、边界、主权观念的形成和不断加强，使中华民族在空间和地域上有了一个政治上的界定，使全民族筑起了一道心理长城，加强了守土御侮观念，从而进一步提高了中华各民族大统一的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