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概言之，要了解中国乡村社会中的宗族，需要放到中国历史更广泛的视野去考察。宗族制包含宗教、礼仪与语言的表达，它的发展体现了乡村社会中以礼仪为主体的意识形态的统一。意识形态的统一，需要经历一段历史过程，其中牵涉到国家在礼仪上的推进作用，礼仪和宗教的分异化，由文字普及而达致的文化统一等等。历史学者去了解这个过程要面对很大的困难，因为历史学者的治史传统，亦在同一个过程演变下孕育出来，使得历史学者总是从在同一个过程中形成的历史观念去审视这一历史。五四运动后，反迷信的观念已经否定了民间宗教，宋儒确定礼教的传统后，祭祖的程序也摆脱了不少宗教的色彩，习惯了文字表达的学者对非文字的发挥已经麻木。因此，要了解这种划时代的制度的发展，历史学者必须重新考虑他们学术传统上的一些最基本的假设。
    了解宗族在社会史上的作用，归根到底，必须掌握两方面的关系--宗族是一种独特的社会意识形态，也是一种独特的社会经济关系。在现在的研究阶段，这两方面是我们考察宗族历史首先应该应付的问题。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讨论宗族问题，不但需要考察宗族的理论或者宗族在地方上的表现，更需要研究宗族意识形态通过何种渠道向地方社会扩张和渗透，宗族礼仪在地方上的推广，如何把地方认同与国家象征结合起来。我们多年来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珠江三角洲地区，所以本文的讨论，很大程度上是从珠江三角洲由宋末到明中叶的宗族发展的历史中引申出来，而关于珠江三角洲的宗族社会发展的具体历史过程，我们将在正在撰写的一部书稿中详细讨论。我们相信，珠江三角洲社会的历史，必须置于整个中国（尤其是南中国）的历史发展中才可以看出眉目。同时，毫无疑问，要说明近世宗族的发展，经济条件的变化也是十分重要的因素，因此，有关经济方面的变化与宗族发展历史的关系，我们希望日后另文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