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香花僧秘典》的名称，是罗炤所取，福建学者称之为“香花僧手册”。《秘典》所辑录的内容十分庞杂，既罗列有香花僧为死人超度亡灵时使用的仪规、器物，又有民间赌博用的花会，还抄录了一些明清之际思想家的语录，江日升《台湾外记》中的人名，以及天地会《会簿》中的人名、诗句等，还有诏安当地一些寺庙的碑刻、楹联。总之，内容有极大的随意性，彼此间又毫无联系，而且不伦不类！
    先考察《秘典》的《溯源》部分。据罗炤研究，《秘典》的内容中，有三分之二出自万五道宗的手泽，三分之一是辑录别人的作品。照此说来，《溯源》当出自道宗之手。不少福建学者已对它作了深入研究，我仅在此加以引用和介绍。蒋维锬先生在《〈香花僧秘典·溯源〉正误》一文中，指出“溯源”至少有以下谬误之处：一，称“夫古来寺源承兴化清源九座寺。”但九座寺是唐咸通六年（865 年）由正觉号智广禅师创建的。而“清源”之名始于武周圣历三年（700 年），天宝元年（742年）改为仙游县；“兴化”一名， 则始于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年）。这就是说，在唐咸通六年智广建九座寺时， 清源县名已废弃达122年之久，且其地当时尚属泉州德化县， 而兴化这名又是在九座寺建成之后114年才出现，故“兴化”、“清源”、“九座寺 ”三者是无法牵扯在一起的。二，称：“唐懿宗咸通年间，正觉禅师号曰智广上人倡建，凡寺舍九座相连，故称九座寺。”首先，“正觉”这一谥号，乃唐九座寺僧人智广卒后，于乾符年间（875-879年）所赐，在咸通六年尚无“正觉”之称；其次，九座寺并非因“寺舍九座相连”而得名。实际上，“九座寺”只是后世的俗称，它的正式名称一直是“太平院”，“九座寺”这一俗名的得来，是因它附近有九座山峰，而非“寺舍九座相连”。三，称：“时倡严整威仪，肃恭斋法，钵承南祖临（原文无济字）义玄禅师”。把临济义玄禅师称为南祖，实在令人费解。因为通常人们是把禅宗六祖慧能称为南宗始祖，故可简称为南祖。慧能之后，禅宗七祖分为南岳和青原二系。那么，或许可通融称南岳怀让为南祖。但这里又明说为临济义玄。如果说是义玄的法裔们称临济为南祖，那就更说不通了，因为临济在河北真定，他是南禅五家中惟一在北方开山的一家，怎么反而成了南祖？像以上这些最基本的禅宗法统常识，几乎世人皆知，而身为禅门“高僧”的道宗和尚，为何竟糊涂至此！再说，智广也不可能是义玄的法嗣。因为，从《仙溪志》的记载可知，智广乃得法于盐官禅师，盐官即马祖道一的法嗣齐安禅师，按禅宗传承法统排行，智广实为义玄的师叔。四，称：“广传临济正宗，寺僧五百余众，有南少林之誉。”正是因为“有南少林之誉”这句话，使“秘典”成了“万五道宗说”的“珍贵史料”。所以，罗炤特引证在仙游发现的《正觉禅师本行》中的一段话，作为旁证。“迄长庆四年甲辰，师乃辞亲出家，投福州桃枝山，时年十八岁。越开成丁巳，如愿禅师为之落发，旋往蒿山受持戒法，次游鄂渚无等禅师参悟圆通。”并且断定：“《本行》中的‘旋往蒿山’应为‘旋往蒿山’，‘蒿’字为笔误。”〔16〕。蒋维锬指出：《本行》一书虽有讹误，但“蒿山”却不能妄改为“蒿山”。因为“蒿山”并非山峰，而是一位禅师，他是南泉普愿的法嗣，马祖道一的法孙，住在洛阳，宋人赞宁的《五灯会元》卷四收有他的语录。罗炤为了附会自己的观点，竟不惜把一位禅师说成一座山峰。五，称：“后开辟南山广化，四众立堂，讲经说法，普利人天。”此说纯属无稽之谈。莆田学者杨美煊先生指出：“自唐宋以来，历代史书文献记载，广化寺创建于南朝陈永定二年（558 年），为莆仙地域第一座佛寺，初名金仙院，隋开皇九年（589年）升为寺， 唐景云二年（711年）改名灵岩寺，宋太平兴国初年（976年）开始改为今名--广化寺。此事已早为世人所熟知，无需多加考证。从历史事实来看，广化寺前身金仙院，在创建了249年之后，即公元807年，九座寺的开山祖智广才出生于仙游的西流坡，他如何能在出生前二百多年前就创建该寺庙？况且，在智广在世的八十年间，广化寺皆名灵岩寺，迨及宋初改名广化寺时，智广早已去世九十年了，又怎能复活并开辟广化寺呢？另外，从唐代邑人史稿文献，及禅宗各部“灯录”典籍，从未见将广化寺冠以南山的记载。南山之别称，至早产生于赵宋开国和莆田城成为兴化军治所以后。总之，“秘典”所称智广开辟或重建广化，纯属子虚乌有之谈。本来，智广是否“开辟南山广化”，与天地会起源并无关系，但罗炤为了证实《香花僧秘典》乃研究天地会起源的“珍贵史料”，故而不惜花费大量笔墨，对九座寺和广化寺的问题，作了不少穿凿附会的考证，甚至还望文生义地说什么，“莆田广化寺的名字是由‘智广化缘而来’”。智广在唐光启二年（886年）就已去世， 如何能于死后90年，又复从坟墓中出来“化缘”募建广化寺？〔16〕《秘典》这个被某些学者誉为“地地道道的宗教典籍”和出自“禅宗高僧”道宗之手的手抄本，在不到一百字的《溯源》部分，竟然出现了如此众多的常识性讹误，其史料价值也就可想而知了！
    再来考察《秘典》的其他内容。
    1995年春，我在东山、诏安等地作学术考察时，也曾拜访过《秘典》的持有者、东山的渔民周柄辉，并承当地同志惠赠了一件《秘典》的复印件，使我得以见其全貌。在《秘典》中除《溯源》外，还罗列了“香花僧”超度亡灵时的“仪规”和“法事物件”，如柳枝、凉伞、剪刀、小镜、明灯、大佛、天地神、各种衣帽、各种表帖经疏，及“净天地神白文”，“红花亭赞曲：骷髅歌”、“花会歌”等。所谓“花会”，乃是民间的赌博工具，不知为何也被列入这本“宗教典籍”。而且在列出的三十六个人名中，有的是郑成功的谋士或高级将领，如洪旭、周全斌、萧拱宸、卢若腾等；有的是明清之际的思想家，如傅青主、王船山、黄宗羲（黄南雷）和他们的语录。有的是万姓集团的成员，如万九泽即万礼；还有天地会《会簿》中提到的人物，如吴天成、洪太岁、方大洪、姚必达、郑君达等。最为有趣的，是把康熙朝的兵部尚书、大学士明珠也同上述人物并列其中。这份名单，可谓不伦不类，就连罗炤本人也感到其中矛盾百出，十分“费解”。他说：“十五名郑成功军人中，后来政治上有很大分野。”有的“互相之间甚至成为生死仇敌”。总的看来，这件《秘典》乃是随意抄录在一起的大杂烩，它所以被某些学者视为研究天地会起源的“珍贵史料”，无非因为其中抄录了一些天地会《会簿》中的内容。但问题的关键在于，究竟是《会簿》抄录了《秘典》，还是《秘典》抄录了《会簿》？这是应该首先弄清楚的。持“万五道宗说”的学者认为，天地会“《会簿》及其西鲁故事，大约是在康熙四十年至五十年间产生的”。〔17〕既然《会簿》是康熙年间之产物，而周柄辉所藏《秘典》，明明写着嘉庆二十三年所抄录，即使是僧泽安转抄僧了坚之手书，也仅仅能把抄录的时间向前推到乾隆三十四年，当然是“秘典”抄录《会簿》。不过，我并不相信该抄本真是嘉庆时之物。大量证据表明，周柄辉所藏这件“秘典”，乃是清末的辛亥革命时期之物。所以，《秘典》对于研究天地会起源，并没有多少价值。
    证据之一。据道裕说，古来寺是“革命僧来东山建立”的，又说“古来寺是革清朝命的组织”。那么，来东山建立古来寺的“革命僧”是一些什么人？他们为什么要建立“古来寺”这样一个“革清朝命的组织”呢？弄清这两个问题，是揭开所谓《香花僧秘典》之迷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