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中国古代虽有“汤武革命”之说，但把“革命”一词广泛用于指推翻前朝的行动，理解为社会革命，则始于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党人。他们把西文中的“Revolution”一词，译成“革命”，并自称“革命党”。所以，“革命僧”绝不会是指清初的僧人，更不会是修建古来寺前身九座寺的唐代僧人。况且，古来寺也不是指一座寺庙，而是指一个“革清朝命的组织。”可见，所谓“革命僧”，应当是辛亥革命时期的人。他们的具体情况，不妨考察一下光绪三十三年广东饶平黄冈起义，也许会得到更好的了解。熟悉辛亥革命历史者都知道，与福建诏安相邻的广东饶平县黄冈一带，是清末天地会（三点会）十分活跃的地区。“广东潮州饶平县属黄冈，为三点会最盛之区”。〔18〕“该处距潮州府城并饶平县城各九十里，与福建诏安县连界，素有三点会匪，迭经严缉，此拿彼窜，迄未尽绝根株。”〔19〕革命党人陈芸生、余既成、陈泳波等，联络福建诏安白石乡的沈牛屎、后岭乡的沈家塔等，先后在诏安属的乌山，饶平县属的浮山、柘林等处拜会。光绪三十三年正月，沈牛屎从诏安带来飘布、银纸，分给会众，并刊刻“伪示”、谕帖。四月十七日晚，三点会首领余竞成率领会众举行起义，十四日占领黄冈寨城，建立军政府，标明“大明军政府孙”〔20〕。洪门中人，纷纷加入起义队伍，“三合会来归者，如水就下。”〔21〕起义失败后，革命党人与洪门中人，又分散回到各地去了。从拱清所说“革命僧来东山建立古来寺”，和道裕说“古来寺是革清朝命的组织”来判断，所谓“革命僧”很可能包括从黄冈起义失败后来到东山的革命者，他们以僧人的身份为掩护，在古来寺秘密进行革命活动，所以被称为“革命僧”。罗炤调查中听当地群众所说诏安高陂山区的所谓“洪义军”，大概与他们有密切关系。从高陂长林寺中供有“洪义军”牌位，及所写“爱国男儿为国铲清，扫妖气于万里”来看，明显带有辛亥革命时期的时代特征。从“秘典”的内容来看，有可能出自参加过黄冈起义的革命者之手。因为他们完全具有辑录“秘录”的条件。第一，广东饶平和福建诏安、云霄、漳浦一带，既是三点会（洪门）活跃的地区，辑录者即使未参加过洪门，也会对洪门的秘籍有所了解。所以，《秘典》中辑录了不少洪门《会簿》里的内容。第二，这一带深受革命党人的影响。辛亥革命时期，同盟会曾派许雪秋、余既成、陈泳波等，在此宣传革命思想，并利用洪门力量，组织反清起义。所以，《秘典》辑录者，具有强烈的反清情绪，并熟悉革命党人当时所宣传的“扬州三日”、“嘉定三屠”，以及明清之际那些具有强烈反清思想的“遗老”、知识分子的著作和语录，乃情理中之事。第三，从《溯源》部分的诸多错误来看，辑录者对佛教历史仅一知半解，说明他是以佛教为掩护，而非真正的僧人，大概就是所谓“革命僧”。第四，辑录者粗通文墨，并熟悉当地寺庙的碑刻、文物，故在《秘典》中，搜集、抄录了当地寺庙的对联、匾额，辑录了道宗的诗、词、联，以及赌博用的花会歌等。并且在《化莲堂名称歌》中，把洪门秘籍中的人物、郑成功部将列入。不过，他的历史知识有限，所以才会在《秘典》中出现那么多令罗炤“费解”的错误。辑录者为了躲避清方的追查，表示所辑录内容系古人所为，藉以掩护自己，特意使用了许多古字，如天、地、法等，并且假托系嘉庆戊寅年僧泽安书于凤山报国寺所“抄录”。
    证据之二。《秘典》中抄录了大量只有晚清或辛亥革命时期才出现的内容。
    1.《秘典》把清朝的“清”，写作“”。天地会《会簿》中确有此种写法，不过，据我所知，那是晚清时才出现的。迄今发现的天地会《会簿》中，无论是现存最早的“姚大羔本”（嘉庆十六年清吏所搜获）、道光五年的“杨氏抄本”，或是“贵县修志局发现的天地会文件”，均未把清写作“”。到了清末，天地会为了表示“满无头，清无主”，才把“满”写作“”，把“清”写作“”。所以在萧一山辑录的“晚清粤人手抄”本《西鲁序》中，才出现了“”字。
    2.《秘典》中出现了“同盟会”字样。众所周知，同盟会是辛亥革命时期由孙中山先生于1905年才建立的革命组织，康熙或嘉庆年间的人，如何能知道后世会出现“同盟会”？
    3.《秘典》中收录的许多明清之际著名学者的语录，特别是有关反对君主专制思想的语录，在清初康熙年间尚不为人们所广泛了解。到了晚清，特别是辛亥革命时期，由于被革命党人大力宣传，才产生巨大影响。所以，就连罗炤本人也对《秘典》中收有王夫之、黄宗羲、傅山等人的语录，感到“费解”。众所周知，王夫之在世时，并不像后来那样著名，就连罗炤也说“王夫之名声大著，是晚清以后的事，”“在道光时期之前，几乎淹没无闻。”特别是《秘典》中还抄录了王夫之《张子正蒙注》一书《太和篇》中的一段话，更能说明“秘典”产生于何时。王夫之的《张子正蒙注》等著作，在他生前并未刊刻成书， 直到同治初年才由曾国藩广为搜集， 刻成《船山遗书》 280卷。康熙四十一年或嘉庆二十三年的人，是不可能见到， 如何能将其抄入在《秘典》中呢？罗炤也承认，黄宗羲的一些先进思想，如《秘典》中引用的“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是在清末维新变法运动和辛亥革命时期才产生强烈影响的，那么，康熙或嘉庆时的抄录者，又如何对之如此重视呢？这只能解释为抄录者是晚清辛亥革命时期的人。
    三、关于诏安长林寺遗址和万五道宗的遗迹
    近年来持“万五道宗说”的学者，论证“万五道宗说”的另一根据，是在福建诏安找到了长林寺遗址和万五道宗的遗迹。而天地会《会簿》中又提到长林寺与达宗和尚。于是认定诏安长林寺便是天地会《会簿》中提到的长林寺；万五道宗便是《会簿》中提到的“达宗”和尚，他为了“反清复明”而创立了天地会。
    我认为这种说法是难以成立的。首先，从大量史料来看，万五道宗和“万姓集团”并非如持“万五道宗说”所认为那样，是所谓“矢志抗清”的英雄，而是地地道道的拥清派。
    众所周知，万姓集团最早乃是明末崇祯年间在福建诏安二都的一个为反抗当地豪绅地主压迫而结成的武装集团。《台湾外记》记载：顺治七年五月，“诏安九甲万礼从施郎招，率众数千来归。”于此条之下注曰：“礼即张要，漳之平和小溪人。崇祯间，乡绅肆虐，百姓苦之，众谋结同心，推要为首。时率众统踞二都，五月来降。”〔23〕万姓集团在当地靠打家劫舍为生，占据着诏安北部的大部分地区，拥有四五千人，是同明朝政府对立的武装集团，万五道宗乃是这个集团的“运筹帷幄”者。明亡后他们接受了郑成功的招安，许多人还成了郑成功的高级将领。这时，万姓集团虽然可以归入抗清阵营，但是，随着清政权对全国统一的逐步完成，万姓集团权衡明郑与清政府的力量对比后，很快便走了“叛明（郑）降清”的道路。事情的导火线，是郑成功听信了“谗言”而疏远了万姓集团。原来，万姓集团的万大即万礼在郑成功打南京时，兵败逃跑，“忙不及去甲溺死”。初以战殁上报，遂将其牌位供入昭忠祠，后来事情真相被揭露，万礼的牌位被撤，引起万姓集团的怨恨。但“万姓集团”失去郑成功信任的真正原因，乃是他们此时正在准备叛郑降清。据蔡禄部将陈华说，当时蔡禄“业已遣人投诚”，而且降清之谋“事已八九”。当郑成功闻知蔡禄、郭义暗通清将黄梧后，便令二人“带全师过台”。并密谕洪旭说，蔡、郭“若尊令则无他意，如迟延观望，急除之。”洪旭接谕即差人往铜山（今东山），“着二镇带本部，配所坐船只即往台湾。”郭义“遂整船欲东”，蔡禄与其部将陈华、罗栋相商对策，陈华便说：“（降清）事已八九，岂可半途而废。”罗栋担心“二爷（指郭义）不允”，蔡禄便令罗栋“速差人往海澄公（清将黄梧-引者。）处为要。”加紧降清步骤，并差人去请郭义。郭义来到后，蔡禄劝说：“国姓信谗，以大兄之故。又怀疑我兄弟二人，我业已遣人投诚。我去，汝能保其无恙呼？不如俱去何如？”此时郭义并不想降清，便说：“大兄虽不死于战而溺于水，实亦没于王事，非同谋叛者，与汝我何干？而至相疑至此？”正当蔡禄被郭义说得无言以对时，先期从诏安长林寺来到东山策划降清的万五道宗，便愤怒地“击榻”曰：“君臣不可相疑，疑则必离，今者藩来召，是疑之渐也。况台湾新辟，荒凉之地，去者多不服水土，此决不可去。若召而不往，非臣子之礼，势难两立。七弟所见甚是，宜从之。”此时，郭义仍“尚踌躇”，道宗便“复迫之曰：自古英雄弃暗投明，若当断不断，乃妇人之仁也。”〔23〕在道宗的策动下，在郑成功军中充任高级将领的蔡禄、郭义，终于降清并成为清军总兵。其后，“万姓集团”的成员，大多降清并成了高官。罗炤也承认说：“道宗主谋蔡禄与郭义降清之后，万姓十八弟兄大部分投降清朝了，现在知道的有叶冲、陈升、黄靖等人作了清军的总兵，曹英作了副将或总兵。”〔24〕大量事实表明，万五道宗和万姓集团的主要成员，根本不是什么为了“反清复明”的“抗清志士”，而是一些认为“反明降清”乃是“弃暗投明”〔25〕义举的拥清派。既如此，道宗作为一个万姓集团中“反明降清”的主谋人物，为什么还要冒着杀头危险，去建立一个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天地会呢？对此，持“万五道宗说”者辩解说，万五道宗是否创立天地会，与他降清的政治立场“是两回事”，因为“同是一个人，在不同时间、空间，因其背景不同，可能有不同的政治表现，这是正常现象，不足为怪。何况人是会变的。”并且说这乃是“辩证法”。〔26〕当然，人确实是会“变”的，不仅蔡禄、郭义和万姓集团主要成员都“变”了，吴三桂、洪承畴也都“变”了。可是，这与“辩证法”又何干呢？按照这位作者的逻辑，一切叛变降敌行为都是符合“辩证法”的，岂不荒唐！如此“辩证”地看问题，实前所未闻。按照“万五道宗说”的逻辑，天地会是以“反清复明”为宗旨而创立，而万五道宗正是基于这种政治立场，才创立了天地会。怎么能说“万五道宗是否创立天地会”，与他主张降清的政治立场“是两回事”呢？持“万五道宗说”者，正是在万五道宗降清一事上陷入了十分尴尬的境地：他们一方面坚持天地会以“反清复明”为宗旨而建立，创立者乃是矢志抗清的英雄；另一方面，又无法解释“天地会创立者”万五道宗认为反明降清乃是“弃暗投明”义举的政治立场，所以才对万姓集团降清之举，加以“辩证”地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