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天地会之所以不可能是由万五道宗所创立，根本原因还在于它本身是个由下层群众为了自身的利益而自发结成的社会群体，他们不可能是“决心恢复明王朝的人”，更不会仅仅为了“明朝皇帝传宗接代，继承皇位”（赫治清语）而不惜冒着杀头危险去建立天地会。持“万五道宗说”者，为了说明天地会以“反清复明”为宗旨而创立，认定天地会《会簿》乃出自清初康熙年间明遗民、汉族士大夫等社会上层之手。其实，只要分析一下《会簿》的内容，就不难发现并非如此。明遗民皆忠于明王朝，在南明政权覆亡前，皆奉南明正朔。南明覆亡后，则只用干支纪年，而《会簿》却无一例外地用清朝正朔！并且称清政权为“大清”，根本不像明遗民或“坚决反清复明”者的口气。再者，从《会簿》的文字水平、历史知识来看，绝非出自康熙年间那些学问高超的明朝遗老、士大夫之手，而是下层群众中粗通文墨者的作品。正是根据《会簿》的这一特点，及官书档案中天地会的结会情况及其活动，“乾隆说”才认为，天地会并非清初满汉斗争的产物，而是乾隆前半期闽粤一带社会矛盾的产物。天地会创立的真正宗旨乃是“互济互助”和“自卫抗暴”。主张“万五道宗说”及其支持者们，用天地会创立后不久便发生了卢茂起义和李少敏起义，来反驳乾隆说关于天地会创立宗旨是为了互助和抗暴的说法，说这两次起义乃是对乾隆说的“一记重拳”，并以这两次起义当时未被发现是天地会，便证明康熙年间“确实存在没有暴露天地会名目的天地会”。〔27〕并说乾隆说关于天地会创立宗旨的说法是“行而上学”。我不知他们是如何理解“抗暴”一词的。所谓“抗暴”无非是指反抗暴政，难道认为卢茂、李少敏的行为是“自卫抗暴”，即反抗清统治的暴政，就是“形而上学”。只有认为卢茂、李少敏等皆是“决心恢复朱明王朝统治的人”，称这两次起义仅是为了“明朝皇帝传宗接代、继承皇位”才算“辩证法”吗？
    至于这两次起义当时未暴露天地会的名称，也并不能证明康熙年间一定存在天地会的活动。清代秘密会党也同其他事物一样，经历过一个产生和逐渐发展、演变的过程。秘密会党作为一种下层群众的社会组织，最初大多是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结成，不一定有明确的政治目的，故其初期的活动不易暴露。但是，随着人数增加，组织扩大，拥有一定的实力后，其活动往往会被首领引导到反传统、反社会方面去，使之成为与正统社会相悖离或对立的社会组织。既要与正统社会相对抗，就不可能长期不暴露。天地会创立初期，提喜主使卢茂、李少敏的造反活动，尽管当时尚未暴露天地会的名称，但事隔不久，在乾隆五十一年台湾林爽文起义爆发后，天地会的组织和名称便都在清吏的追查下暴露了。一般说来，任何秘密组织都不可能刚一产生，便会被统治者发现，那样就不可能存在了。但是，也不可能成立后始终没有活动，那样其存在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了。既然存在又有反传统、反社会的活动，也就不可能长期不被发现。如果按照“万五道宗说”，天地会于康熙十三年创立后，其间虽经历过朱一贵起义、马朝柱、蔡荣祖等多次“天地会起义”，却始终未暴露。直到一百多年之后，林爽文起义时才被发现，这就实在不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了。
    其次，从天地会《会簿》和档案史料来看，天地会创始人并非万五道宗。
    天地会《会簿》作为传会的工具，经过会众们的不断传抄，其内容虽大同小异，但在人名、地名、时间等方面，各种抄本皆多有歧异。提到长林寺达宗的，主要是现藏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院的《西鲁序》，其中提到：少林寺僧在帮助清廷打败西鲁后，遭奸臣陷害，劫余五僧与“小主朱洪竹”、军师陈近南等于雍正甲寅年七月二十五日歃血结盟后，一同兴兵，与清军交战时死去，葬地墓碑上有“受职长林寺开山第一枝达宗公和尚塔”（每字皆有三点水）。这便是“万五道宗说”认为达宗便是万五道宗的主要根据。
    那么，《会簿》中提到的“达宗”是否就是“诏安高陂长林寺”的万五道宗呢？在萧一山辑录的《西鲁序》中，称达宗是浙江省太昌府扶婆县人，在家他称一号，因“打死人命”，而“中年出家”，出家后“法名和满”，与万五道宗的经历并不相同；在《西鲁叙事》中，则称达宗是广东省惠州府石城县太平寨白鹤林岳神庙僧人，也非诏安长林寺僧；只有《贵县修志局本》称万云龙号慈光，字达宗公，是云霄“长林寺僧”，但该文件又称他是“高溪寺万大哥”。故据此也难以确定“达宗”就是“万五道宗”。况且，这些《会簿》大多为晚清时的抄本。《西鲁序》与《西鲁叙事》，乃是“晚清粤人手抄”；〔28〕贵县修志局本则是太平天国时期，陈开占据贵县时所遗留。〔29〕在较早的抄本中，皆称达宗万云龙乃万提喜。如姚大羔本中，称天地会的首倡者为“师尊万提起”，他“法号士曰云龙”。广西田林县发现的道光五年杨氏抄本，称天地会首倡者是“高溪庙内的一位长老”，他“姓万名提喜，道号云龙。”在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院所藏《会簿》中还有一幅万云龙的画像，注明“万大哥名持喜，法号云龙禅师。”另一图像注明“始祖居住福建云霄高溪”而非“福建诏安高陂”。这件图像本来是放在抄本《西鲁序》的卷首，萧一山在编《近代秘密社会史料》时，因把图像全放在一起了，从而大大降低了它的史料价值。前述《会簿》抄本中的“万提起”、“持喜”、“提起”，都是万提喜之误，对此，连赫治清也不反对，因为在《会簿》的杨氏抄本中，已明确写着天地会首倡者“姓万名提喜”。但是，赫治清在《天地会起源研究》中却又断言，“《会簿》传世抄本多达一二十种，除戴、秦二位列举的三种抄本（指姚大羔本、大英博物院藏本及广西田林县本）外，没有一种抄本把高溪庙结盟创会的万云龙大哥记作万提喜、提喜、万提起、持喜。”〔30〕可是，赫治清先生既然看过了多达一二十种天地会《会簿》的传世抄本，为什么却要讳言《会簿》抄本《锦囊传》中“始祖红面红须目腔，姓万名提起，法号云龙，系福建省云霄高溪庵和尚”这段记载呢？他还断定：“所有会簿抄本”皆“无万提喜本事”。〔31〕他大概又忘记了他在论证西鲁故事乃康熙年间之物时曾经使用过的一条档案史料。在嘉庆二十年刘奎养结会案中，刘在供词中曾提到结会时有一件《会簿》，内容系讲“康熙年间洪二和尚万提喜旧事。”并称“书内首叙梦兆，并叙万提喜得梦缘由。”〔32〕该《会簿》虽然把洪二和尚万提喜说成是“康熙年间”的人，但内容讲的却是“洪二和尚万提喜”的“旧事”。可见，嘉庆年间在有的会簿中，还保留着有关“洪二和尚万提喜”的内容。不仅《会簿》中存在关于天地会首倡者是“洪二和尚万提喜”的记载，而且在档案中也有大量尊万提喜为首倡者的记载。在嘉庆十六年陈纪传所立《花帖》中，提到天地会创始人是“少林寺修身和尚，字提喜，佛名万和尚”。〔33〕《花帖》是一种传会凭据，持有《花帖》者，才可以传徒，与《会簿》有同样功能。在吴潮文等所立《花帖》中，帖尾写有“洪英年立字样”，并说明“洪英”乃“取洪二和尚英雄之意”。〔34〕在清档中，还有大量会众供词提到，结合时要供“洪二和尚万提喜”的牌位。仅在福建、江西两省，就有以下结会案，提到结会时供奉“洪二和尚万提喜牌位”。福建省：嘉庆十四年汀州钟家旭案及谢佩成案，嘉庆十七年朱士达案；江西省：嘉庆十一年卢盛海案，嘉庆十四年寥善庆案及杨金郎案，嘉庆十七年廖月狮案及李魁升案、卢三案，嘉庆十九年钟锦龙案，嘉庆二十四年朱浪四案，道光元年黄凤山案，道光三年赖赞章案，道光五年唐兴通案，道光九年吴潮文案，道光十年蓝世兴案，道光十一年范恩仔案，道光十二年王传告案。〔35〕有的称洪二和尚万提喜为“洪祖师”。〔36〕在嘉庆十一年周达滨结会时，还因“此会本系洪二和起立，洪字偏旁三点，即改名三点会。”〔37〕并且在《传会花帖》上，把“万提喜大哥”同“天地神明”、“日月星光”、“玉皇大帝”、“观音佛母”、“玄天上帝”、“五显大帝”等神祗并列，〔38〕可见“万提喜大哥”在天地会内地位之崇高。绝非持“万五道宗说”者断言那样，万提喜仅仅是万五道宗在天地会内的“第五代传人”，和仅仅为天地会“开创了新局面”。中国的秘密会党十分讲究师承关系，“欺师灭祖”被认为是大逆不道的事。如果万提喜仅仅是天地会始祖万五道宗的“第五代传人”〔39〕，他竟敢取万五道宗“祖师”的地位而代之，干出这种“欺师灭祖”的事，会内之人还会把他置于如此崇高的地位吗？所谓提喜是道宗“第五代传人”之说，据称系罗炤得自己故云霄的道妙法师。可是，道妙只是说达宗（道宗？）在云霄“传过功夫，建过庙”。天地会既非武术团体，也非佛教组织，道宗在云霄传功夫、建庙，与天地会又有何关系呢？怎么能证明道宗就是天地会创始人呢？况且，即使提喜确实是道宗所传禅宗“长林派”的“第五代传人”，道宗传给提喜的只是佛教禅宗佛法而不是天地会，也证明不了道宗是天地会创始者。正如我们不能因为孔子有一位弟子种菜为生，就推及孔子是菜农的始祖，儒家是个菜农组织一样。秘密会党向来重视尊师敬祖，不会把一个即使是有贡献的“传会者”作为始祖加以供奉，更不会让他取代真正的始祖。在那么多的结会案例中，有大量尊万提喜为始祖，并供“洪二和尚万提喜牌位”者，却从未见到一起结会案有尊万五道宗为始祖并供“万五道宗”牌位者，问题还不清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