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吴生在给他在上海的友人信里说：
    “今天是一月十一日。……我昨夜驾车外出时，还看到四处火警，并目睹日本兵正在另一家店铺动手放火。从十二月十九日迄今，日本兵几乎没有一天不放火。前天，克鲁治（Christian Kracger）君曾设法溜出东门，回来告诉我们，他所经过约二十哩的区域内，庐舍均已焚毁，阒无人迹，连家畜也看不见。”
    罗森于1938年1月15日给外效部的报告说：日本军队放的大火，在日军占领一个多月之后至今还在燃烧；全城三分之一被烧毁。
    日军在南京的抢劫也是破天荒的。梅奇牧师在其12月19日信中说：“整个过去的一星期，日军已把南京城抢夺一空，任何东西都要；他们甚至抢走德国领事馆的汽车。”费吴生在其给上海友人的信中也说：“全城所有私人住宅，不论是被占领的或未经占领的，大的或小的，中国人的或外侨的，都蒙日军光顾，劫掠一空。”美大使馆职员晋钦（Jenkins），女传教士苞尔（Bauer），及德人雷伯（Rabe）、巴赤德（Barchardt）、波濮罗（Poblo）、蒸姆生（Jeimssen）等之住宅均遭多次搜劫，损失严重。德国六十幛房屋，有四十幛遭受不同程度抢劫。
    日军在南京的抢劫是有计划的，上自师团长下至士兵无不从事抢掠，很多发了横财。于1937年12月21日自第六师团长谷寿夫手中接管南京城防的第十六师团长中岛今朝吾就是满载而归回日本的；他偷去了蒋介石的文房四宝。社会学家史迈士率领国际安全区委员会新培训之工作人员作三个月（1938年3月8日至6月15日）的南京附近六县（即长江北的江浦、六合两县，江南的江宁、句容、溧水、高淳四县）的农村调查及南京市的家庭调查，而完成《南京战祸写真》（War Damage in the Nanking Area December1937 to Marth1938），由该会于1938年在南京出版。调查结果南京市内房屋遭破坏者为百分之八十九：其中因交战因素毁坏的有百分之二，毁于纵火焚烧的有百分之二十四；另外的百分之六十三是由于掠夺和抢劫。城外地区房屋遭破坏达百分之九十，尤以通济门达百分九十九点七，下关百分之九十八。南京的房屋及房内财产损失估计为二亿四千六百万元（当时国币三点五元兑换一美元）。1946年南京市临时参议会公布的“南京抗战损失调查表”，估计“南京大屠杀”期间公私财物之损失约为国币两千三百亿元（当时二十元兑换一美元）。
    谁负“南京大屠杀”的责任？
    三十四万中国无辜的男女老少死于日军的屠刀之下，几十亿美元的财产遭到日军的破坏和掠夺，这样滔天的罪行和暴行当然每个直接犯罪者都负有法律和道德的责任。首先，日军士兵和军官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普遍地杀人和强奸。我们前已提到随军记者小俣行男的报导：“不强奸的士兵几乎没有。”另有《每日新闻》社的记者铃木二郎出席“东京审判”为“南京百人斩竞赛”作证时说：“在城内扫荡残留的中国军人。如果捉到军官，就绑在杨柳树上，教新兵射击及劈剌的方法当活靶；士兵被捉了，就让他坐在坑前砍头。我是二等兵，只用刺刀刺中国兵。”
    世人多熟知的两位“杀人竞赛”日军向井敏明及野田岩两少尉在入句容县城（距南京20公里）时即分别杀死我无辜平民78人和89人，当两位抵达南京城外紫金山时，已分别杀至105和106人之数，但二人相约杀至150人为止。这两位“杀人魔鬼”的竞赛为东京报纸所赞扬，称之为勇士。但“杀人竞赛”之主凶为田中军吉大尉，以其“宝刀”砍死中国人三百余人，异尚未为世人所周知。
    事实上，所有来华侵略的日本军官都是“杀人犯”，极少例外。田中、向井、野田三位日军官仅是比较特殊的例子。曾来纽约参加北美廿世纪中华史学会主办的七七事变五十周年纪念会的前日军第十二军军曹塚越正男在会场上痛哭流涕地说：“当上了下士官，变成了拥有十六名部下的骑兵分队长，而且被允许佩带日本刀。佩有日本刀具有什么意义呢？变得想杀人，有一叫试新刀的斩首项目。“塚越说他在中国四年多，共杀死106个中国人。
    凡是被派到中国战场的排长必须当众，通常是团长营长和连长的面前，以其战刀砍杀中国俘虏，否则便无资格作排长。请见最近在美出版颇引记者重视的库克夫妇（Haruko T.Cook and Theodore F.Cook）所著之《战争中的日本-一口述历史》1992年纽约，W.W.Norton出版公司）。最惊人的莫过于中岛今朝吾以中将师团长之尊，在南京当众以中国俘虏试刀，砍下战俘两人的头颅，其怂恿部下之任意屠杀我无辜百姓当可想见一斑。派到中国战场的新兵需再经三个月的训练始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士兵，最后一个训练节目就是以刺刀刺死一活人。由此可见，“南京大屠杀”不是孤立现象，日军在华暴行，屠杀和奸淫并未因“南京大屠杀”使举世震惊抗议而终止，或真正收敛。
    其次，残暴为日本军事训练之核心。日军以严格纪律、打骂、生活干扰、个人尊严之摧残，呆板的阶级制度造成无条件的服从，使下级或士兵接受任何命令，不仅来自上级或直接发号施令者，更认为所有命令皆来自大帝国的最高峰，最高统帅天皇本人。日本之残酷和轻生与其地理环境、文化、及封建制度也是不可分的。“大和魂”（日本民族精神）的思想贯输了每个士兵，培养其使命感及为“大和民族”的自负感。中国受帝国主义数十年之凌辱，尤其是甲午战争，使日本人对中国人普遍轻视。30年代，日本以纳粹希特勒为师，增强大和民族的优越感。在“南京大屠杀”中，很多日军官兵称中国人为“清国奴”，任意杀戮。正如宫崎县的一位士兵记录所说：“杀一个支那人，在我们就如杀一只猫或狗一样”；梅奇牲师所说：“日军像猎取兔子一样在街上射杀中国平民”；郭岐营长所说：“敌人视我国胞之生命简直不如一虫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