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裕仁天皇是富有现代知识的人，在未继位前，曾温游欧洲，特别向往英国社会及皇族，应该了解近英国标榜的人道主义和国际公法的存在；也无须重温日本为签字国之一的1899年海牙第二公约和1929年的日内瓦陆战公约。裕仁天皇和普通日本人都会明了对放下武器的俘虏和非战斗人员是应该予以保护，绝对不可杀戮的。否则，日本政府及军部为什么一直对日本人民隐瞒“南京大屠杀”呢？
    松井石根在东京巢鸭监狱受押待刑之际，向花山信胜教授忏侮说：“南京事件，可耻之极。……在日俄战争期间，我以大尉身份参战，别说对中国人，就是对俄国人，日军在俘虏处置问题以及其他方面都处理得很好，而这次却做不到这一点。”松井是陆军大学毕业，在欧洲服务多年，并为日本出席1931年世界军缩会议的全权代表。松井本以年迈多病已退休息影家园，今应召重上战场为日本侵略效命，但竟忘记了国际公法与人道主义。裕仁之下，松井应负“南京大屠杀”最大之责任。
    朝香宫鸠彦王与裕仁天皇为年青时代的游玩伙伴，在法国工作数年，能操法语，保持欧洲生活习惯，但却忘记法国高度的人文主义与尊重国际公法。身为驻南京之日军最高指挥官，公然坐视日军在南京奸、杀、烧、枪不予制止，理应战后处以极刑，以其为日本皇室而逍遥法外，实为对公理正义之莫大摧残。
    柳川平助亦系日本陆大出身，参加日俄战争。1918年来华任北京陆大教官，两年后被派驻“国际联盟”。后弃武重文，竟当上了日本司法部长，真是对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违犯国际公法和日本本国法律的一大讽刺。因其早逝，未对他追究，否则他难免同其部下谷寿夫遭受同样命运。
    谷寿夫为陆大毕业并任陆大教官。1928年他任第三师团参谋长，出兵山东、阻扰我国民革命军北伐。中岛今朝吾陆大卒业后，即被派德国工作。在未参加“南京大屠杀”前曾任志野学校校长及宪兵司令。他亦因早逝而未被绳之以法。曾在其自传里讨论《南京攻略记》的佐佐木到一，于陆大毕业后来广州，曾担任过孙中山先生之顾问，以后又任伪满洲国顾问。战后为苏联战俘，1955年病死于中国抚顺战俘营。
    上述几位“南京大屠杀”著名凶手皆系陆大毕业，并曾出国服务，有丰富之知识，而身为军人，对处理战俘问题早已熟悉，心中有所准备。他们不但在书本上要讨论对战俘处理的理论、国际公法、日本“武士道”精神与其对俘虏的观念（松井在狱中曾说“在武士道”或人道这些方面，今日与当时[指日俄战争]全然不同了）等课题，他们也教育学生和部下如何善待俘虏。举其一例，泽田正久曾在南京反对屠杀7200名中国俘虏，但结果无效。后他写了感想：“我于快毕业陆军士官学校的1937年6月，在市谷大礼堂听过饭沼守学生队长的纪念演讲‘关于俘虏的处置’，他教我们应该好好对待俘虏。这个学生队长现在是上海派遣军的参谋长。毕业后仅仅五个月的今日，他却说：“应该立刻予以枪决。”“这是谁决定和下达的命令？”
    其实，决定和下达命令的人，他们都亲身体验过如何对待俘虏和无辜百姓。松井及柳川都参加过日俄战争，其他的师团长旅团长以及联队长等多亲历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中日两国时战时停的战争，对“南京大屠杀”已经进行了六年有余，日军已经处理过成千上万的中国俘虏和屠杀很多中国无辜百姓。我们可以断言，所有在南京大屠杀中的日军高级将领皆为明知故犯，而且多为重犯。
    参与“南京大屠杀”的日军将领还有一个共同点，他们多在中国有过长期的居留，如松井任哈尔滨特务机关长，柳川任北京陆大教官，他们多半是“中国通”，同中国人有过密切的往来，可是在“南京大屠杀”中，他们未曾表现有丝毫侧隐之心。
    我们研究“南京大屠杀”常有一个错误观念，即日军攻陷南京后才发生任意屠杀俘虏和平民。本文一开始即叙述日军自上海和杭州湾都是一路杀向南京的。田伯烈不是估计过吗？在南京沦陷前日军在上海和到南京的路上已经屠杀我无辜男女老少三十万人。同时，我们更不该忘记，在上海我英勇的官兵，以低劣的武器，在日军海、陆、空三面齐攻下浴血战斗三个月，阵亡达三十万人。此三十万人中当有许多为被俘或负伤后被日军杀戮的。但未闻日方有作处理和遣送俘虏的报导，其故安在？
    另外一个错误观念是以为“南京大屠杀”使世界震惊，舆论责难，日方有所忏悔，而改弦易辙，以后未再发生类似之情事。其实则不然，日军屠杀俘虏，到处奸杀焚掠依然如故，只是日军再未以近二十万大军集中进攻一个城市，即使武汉和广州的防卫战，国军均能安全转防，再未给日军掳获几千或甚至几万中国俘虏的机会。同时继中国全面抗战的展开，日军渐感兵力稀薄，为急于求治以期能以战养战，遂不能全靠像在南京那样实行亘古未有的恐怖政策，否则侵略战争无法继续。所不同者，“南京大屠杀”后之日本在华暴行在形式上和手段上有所改变，以性质上，其暴行之可憎、残忍与“南京大屠杀”并无二致。这已由日军使用细菌战和毒气战，及日军“七三一”部队有其他细菌战部队在各地以中国人作活体实验充分证明。日本在华暴行是擢发难数的，孰能否认日军于1941年以后在华北实行“三光”政策，屠杀我同胞三百余万人，焚烧数以万计的村庄？
    现在我顺便向读者报道一件鲜为人知的日军“大屠杀”事件。1992年4月美国最大电视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公司（CBS）为纪念美国空军由杜立德（Jamse Doolittle）中校率轰炸机日本后，邀请当年曾参与在江西、浙江一带救护六十余名美飞行员尚健在之五位中国老人来纽约参加纪念仪式。据悉，美军轰炸日本后，天皇裕仁大怒，下令对中国人报复，破坏浙江江西一带的飞机场，派十万大军于1942年5月15日由浙江沿海向内陆扫荡三个月之久。据美国及意大利传教士的报道：
    “日军所到之处，城乡被破坏荒废，居民被灭绝。……在类似美国宾州一般大小的区域内，廿五万人被残杀了。”（见陈嘉定：《被遗忘的中国历史：浙江大屠杀》，载于1992年《华盛顿新闻》。）
    “日本于1944年已败相毕露，但仍求挽回颓势，乃发动“一号作战”。日军所至，自河南经湖南、广西到贵州独山，一路屠杀、强奸、焚烧皆有案可稽。
    裕仁天皇之“孤注一掷”也是古今中外之独裁者中所罕见的。1945年6月，在美军对广岛、长崎投原子弹两个月之前，裕仁犹提议以其在中国滇西之日军向美军发动攻势，以图给盟军一严重打击。唯日军占据滇西两年有余，奸、杀、烧、掠无所不为。最令人发指者为日军在梁河、腾冲一带散放鼠疫细菌，致鼠疫蔓延，竟造成一万四、五千人之死亡。
    五十余年来，“南京大屠杀”之研究，在日本政府隐瞒压制下，还没有真正的开展。参加讨论“南京大屠杀”的学者多站在官方立场，加以否认，说其为“幻影”或“虚构”，甚至说成“中国人编造的谎言”，或谓“美国的战时宣传，作为日本人残忍论的根据，藉为投下原子弹的理由”；要不然便是尽量缩小被屠杀的人数，由数千人到数万人。但也有少数学者如家永三郎、洞富雄、藤原彰、姬田光义、笠原十九司诸教授及作家井上久士等人，置身家性命于不顾，不为恫吓所屈，正义敢言，维护历史真相，致使“南京大屠杀”之研究未能在日本绝迹，所以他们这种大无畏和尊重学术的精神值得我们深深的敬佩。“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就已公布和发表的中国和西方的资料已是铁证如山，足使任何翻案的企图徒劳无补。但从学术观点来看，我们仍感日本资料之不足，故当务之急为如何拯救日本持有的“南京大屠杀”的资料。我们不仅应不断向日本政府呼吁公开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资料，更期民间亲历“南京大屠杀”者之家属提供所保存之资料。尤其是为数不多的尚健在的当事人，他们虽已年逾古稀，如能于有生之年把保存之“南京大屠杀”资料公诸于世，或道出其亲身经历，不仅可慰日军进攻南京阵亡之数千名将士之亡灵，及向我三十四万无辜同胞之冤魂赎罪，亦为中、日两国子孙留下历史的见证，作为两大民族和解，永久和平的先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