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用夏变夷，以德化之。夷夏大防是儒家治边思想中非常重要的一环，自西周封建诸侯以来，便成为中央统治者在治边问题上首先遇到的问题。夷夏之防的关键是要以夏变夷，而不能让诸夏沦为夷狄，所以孟子言：“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注：《孟子·滕文公上》。）但如何用夏变夷呢？儒家的主张主要是怀柔远人，弘宣德化。即一方面用安抚怀柔之法，一方面用礼义声教等去感化之。具体作法则如《中庸》所言：“送往迎来，嘉善而矜不能”，“继绝世，举废国，治乱持危，朝聘以时，厚往而薄来”。即当属国或少数民族地区发生动乱以及各种自然灾害的时候，宗主国便应积极出面，或安良除暴，治乱持危，以维护其少数民族地区的传统统治；或救济除灾，安抚流亡，帮助其人民度过荒年；或庆贺其典礼，吊慰其丧讣；或联之以婚姻，厚往而薄来。总之，用种种仁义道德来感化四夷，使之诚心向化，以达到天下太平，长治久安。
    其三，有文事者，必有武备。由于各民族之间地理条件不同，资源分配存在差距，或是封建统治者横征暴敛，残酷压迫周边少数民族，所以自封建社会以来，边疆民族与中央王朝间的斗争，此起彼伏，从未间断。同时，中央王朝认为要安内安外也必须有武力作为支柱，以平定内部的叛乱和抵御外来的侵略，故孔子讲：“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注：《孔子家语》。）但这种武备与治边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呢？《易经》中载有这样几句话：“重门击柝，以待暴客。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下天。”（注：《易经·系辞》下传第二章。）又有言：“天险不可升也，地险山川丘陵也，王公设险以守其国。”（注：《易经·坎卦》。）这里的“待”字、“威”字、“守”字与孔子的“有文事者，必有武备”的“备”字是相通的。即中国的军事建设，完全是防御性的，是在有备无患的思想之下对外的一种威慑力量，它对内是以维护国内的安定，对外是促进天下和平，并不是为了侵略战争、灭亡人国。所以，在儒家的治边思想中，中国的武力仅是“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平时有如猛虎在山，只有当边疆地区发生叛乱侵扰之事时，才有军事上的用兵。即所谓“顺则抚之，逆则讨之”。且往往也都是以天子征讨的方式进行，即古人所言：“天子有征无战”，意思是说天子用兵，只是讨伐叛逆之人，并非对敌国采取某种进攻。
    其四，以德为主，刑政相参。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非常强调道德在政治中的作用，主张政治与道德应结合为一体，甚至认为政治中的根本问题就是道德问题。这主要表现在道德与刑政的关系上，孔子认为，在道德与刑政这二者之间，应以道德为主，刑政为辅。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注：《论语·为政》。）在这里，孔子明确指出，德礼是高于刑政的。但孔子并不是绝对地反对刑罚，他认为最完美的政治统治，应该是“圣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参焉。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礼齐之。其次，以政言导民，以刑禁之。刑不刑也，化之弗变，导之弗从，伤义以败俗，于是乎用刑矣。”（注：《孔子家语·刑政篇》。）也就是说，仁君要不要采用暴力和刑法，主要看被治理的对象接受不接受德与礼的规范。如果感化他也不改变，教导他也不服从，反而伤害封建社会的道德风俗，那就只好用暴力和刑罚来强制实行了。在这里，古人是把“德”与“刑”作为两种手段相提并论的。德近于礼，主要指教化；刑则为暴力，两者并行，互为补充。即“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怀德，贰者畏刑。”（注：《左传》僖公十年。）“政以治民，刑以正邪”。（注：《左传》隐公十一年。）这种刑政相参、德刑并用的思想均被历代封建统治者所采纳，并多用来镇压和抚绥边疆少数民族的反抗斗争。
    其五，安内攘外，国治而后天下平。由于中国社会发展的独特的人文地理概貌，我国从很早的时候起就产生了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所谓治国，即治理中国（中原），而平天下乃是使周边蛮、夷、戎、狄等少数民族均能归顺中原王朝，天下一统，和睦相处之意。所以作为代天理民的天子，既要把中国治理好，也要把整个天下治理好。但治国与平天下这二者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儒家经典中的《大学》首章即明确指出：“国治，而后天下平”。也就是说，首先要把中国（中原）的事情办理好，因为如果中国（中原）动乱不安，四夷很可能会乘虚而入，侵扰中原，那天下必然大乱。反之，“中国既安，四夷自服”。（注：《资治通鉴》卷193，贞观四年十二月条。）换句话说，就是“安内”为治中国（中原）之本，“安外”为治天下之本，欲行安外，必先安内，这就是中国传统治国思想中安内攘外、攘外必先安内的道理。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不论政权建设，还是思想文化建设，均强调以治内为主。
    这种以仁义为核心、以怀柔为手段、以武备作为威慑力量、正不获意则权之以刑、以德化一统为目标的治边思想，不仅被历代封建统治者所吸收和采纳，不断地丰富和完善，而且亦被清代统治者所继承和发展。
    二
    清代前期的诸位君主，在哪些方面继承了传统的治边思想呢？我们认为：
    首先，继承了传统的大一统思想，主张以王道治国，以仁政平天下。为政以宽，是王道思想管理国家的基本特征，而重德不重力又是明君以仁政平天下的主要体现，这在清前期几位君主的思想中均有反映。如康熙皇帝曾谕大学士曰：“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矣，治天下之道，以宽为本。”（注：《清圣祖实录》卷245。）又言：“君德莫大于有容，治道莫尚于能宽。”（注：《康熙御制文集》第1集，第27卷。）乾隆帝以自然界作比喻说：“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并提出：“圣帝明王为治，莫不以礼为本，然后渐之以仁，摩之以义，和之以乐而天下化成。”（注：《乐善堂全集定本》卷1，《家人上九有浮威如终吉论》。）嘉庆帝在读书时也撰文提出：“圣人应天受命，调御万方，作之君，作之师，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家国以治，天下以平，流泽子孙，其根本深厚于仁。”（注：《味余书室全集》卷35，《古文一·参和为仁论》。）
    其次，这种王道的治国思想，在治边方针上主要表现在怀柔二字上，而怀柔思想的最大体现则是“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清朝统治者在统一幅员辽阔的中国边疆地区过程中，深刻体会到要在当地建立起稳定而行之有效的统治，必须根据不同民族地区的具体情况，建立起不同的统治机构，并“举贤立明，正复其职”，用少数民族的首领来管理其众，以达到以夷治夷的目的。如入关之初，清廷在招抚西北少数民族时即明确宣布：“一切政治，悉因其俗。”（注：《清圣祖实录》卷15。）其后，康熙皇帝在统一全国的战争中进一步认识到“从俗从宜”之策，不仅是平定天下，而且更是稳定天下的重要举措，所以他主张治理国家应因人因地有所不同，不能强求一致。他说：“治天下为宽裕仁慈，加惠以因人性，不可拂逆。即如满洲、蒙古各方之人，饮食日用，其性各殊，必欲一之则乱，亦断不可行也。”（注：《康熙起居注》册三，2104页。）同样，对蒙古民族，雍正帝亦表示要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他说：“蒙古之尊信佛教，惟言是从，故欲约束蒙古，则喇嘛之教亦不轻弃，而不知者辄妄生疑议，乃浅近狭小之见也。总之……人品类不齐，习尚不一，不能强异亦不能强同，且各有长短，惟存其长而弃其短，知其短而不昧其所长，则彼此可以相安，方得圣帝明王明通公溥之道，而成太和之宇宙矣！”（注：王之春：《清朝柔远记》，55页。）当有人向雍正帝密奏回族自为一教，异言异服，且强悍刁顽，肆为不法，请严加惩治时，雍正帝却答：“朕思回民之有教，乃其先代遗留家风土俗，亦犹中国之人，籍贯不同，嗜好方言，亦遂各异，是以回民有礼拜寺之名，有衣服文字之别，要亦从俗从宜，各安其习，初非作奸犯科，惑世诬民者比。”（注：《清世宗实录》卷80。）乾隆皇帝也强调“从俗从宜”，“不易其俗”。如在平定准噶尔后，他对居处西北边陲的布鲁特部落公开宣谕：“尔等若如哈萨克慕化来归，朕将令照旧安居，不易服色，不授官爵，不责贡赋，惟遣使来请朕安，即加恩赏赉。其或尔等以外藩习俗与中国异宜，不欲投诚降服，亦惟尔便。”（注：《清高宗实录》卷555。）其后，这种传统的“从俗从宜”的治边思想，一直是清朝历代统治者治理边疆和属国的指导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