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安内攘外，天子守在四夷。入关以后，清朝统治者完全继承了传统治边思想中“以藩屏周”，“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统治方针。如康熙三十年（1691）四月，康熙皇帝有两段非常精彩的上谕，他说：“帝王治天下，自有本原，不专恃险阻。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实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敢当。可见，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疆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注：《清圣祖实录》卷151。）“昔秦兴土石之功，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注：《清圣祖实录》卷151。）分析康熙皇帝这两段宏论，其中心思想，一是帝王治天下，其守国之道不能专恃险阻，而惟在修德安民；二是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疆自固；三是受德感恩的边疆民族，是有生命力有向心力的万里长城，其坚固程度要远胜以土石堆成的没有生命的长城。这就明确指出了安内攘外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和天子守在四夷应该如何守法的问题，也就是“和柔四夷，以为诸夏之卫也”。其后，清朝的继承者们也都因袭了这一传统的治边思想，前文已有言及，此不赘述。
    其四，既反对穷兵黩武，又不能失国家一寸土地。在统一中国巩固边疆的过程中，清朝统治者一方面继承了“善筹边者，却敌而已，开疆辟土，利其有者，非圣主所欲为”（注：连横：《台湾通史》卷15。）的儒家治边思想，反对穷兵黩武；一方面坚持原则，既不允许任何人分裂中国，也不容许外国侵略者割占中国的一寸土地。如康熙认为“从古穷兵黩武，皆非美事，善战者，皆时至事迫，不得已而后用兵也。”这里，康熙皇帝的本意十分清楚，他愿天下的人民都能安居乐业，“均享安乐之福，一切生灵各得其所”（注：《康熙帝为使俄国速撤罗刹、停止滋扰致察罕汗敕谕》康熙二十四年三月十七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但如果谁危及到封建王朝的统治，或侵占、割裂中国的领土，那也是绝不能允许的，必然致罪声讨，假以兵威。如康熙亲政后，在积极策划统一台湾的过程中，郑氏集团凭借海峡天险，欲成割据之势。清廷虽然以抚为主，议和条件一再放宽，但康熙皇帝始终坚持台湾“不可与琉球、高丽外国比”的原则立场。最后，力排众议，坚决支持施琅带兵渡海平台，完成了祖国统一的大业。又如清朝初年，俄国多次侵入我黑龙江流域，盘踞要害，“剽劫人口，抢掳村庄”。康熙帝在派兵收复失地的同时，亦严正指出：“尼布潮、雅克萨、黑龙江上下，及通此江之一河一溪，皆我所属之地，不可少弃之于鄂罗斯。”（注：《清圣祖实录》卷135。）最后，康熙二十八年（1689），清军收复雅克萨，迫使沙俄不得不坐在谈判桌前，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使两国此段边界出现较长时期的和平与安定。
    与康熙大帝一样，乾隆皇帝也是一位有才能有作为的君主。他在位期间，正值清王朝的鼎盛时期，经济繁荣，国力强盛，在他所指挥的历次边疆地区或深入属国区域的重大战争中，清军是完全有实力也有机遇突破传统疆域、扩大中国领土面积的。但历史证明，乾隆皇帝并不是一个好大喜功、穷兵黩武的统治者。在他的治边思想中，有关疆域的观点十分明确，即中国“既不无理强取他国之寸土，亦决不无故轻让我寸土于人。”（注：引自《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一编下册，第501页。）如乾隆二十年（1755）二月，当叛军首领阿睦尔撒纳穷途末路之际，乾隆皇帝谕曰：“汉时西陲塞地极广，乌鲁木齐及回子诸部落，皆曾屯戍，有为内属者。唐初都护开府，扩地及西北边，今遗址久淹，著传谕鄂容安，此次进兵，凡准噶尔所属土地，回子部落内，伊所知有与汉唐史传相合，可援据者，并汉唐所未至处……询之土人，细为记载，遇便奏闻，以资采辑。”（注：《清高宗实录》卷482。）十分明显，乾隆皇帝的意图就是要收复汉唐故地，并无扩张领土之野心。所以，当大军横扫西北之余，八旗骁勇即在哈萨克边境勒马收缰。其后，哈萨克汗阿布赉悔过投诚，愿向清朝称臣入贡，乾隆帝欣然接受，并谕之曰：朕为天下共主，中外一体，“惟期尔部安居乐业，俾游牧各仍旧俗，即贡献亦从尔便，如遣使入觐，朕自优加赏赉……尔今既向化归诚，则当知准噶尔全部悉我疆域，宜谨守本境，勿阑入侵扰……”（注：《清高宗实录》卷543。）只要求其尊重中国的领土，并没有丝毫以大压小、以强凌弱的额外要求。乾隆五十八年（1793）八月，英国马戛尔尼使团借祝寿之名向清政府提出了一系列不合理的侵略要求，其中有“欲求相近珠山地方小海岛一处”存货、停歇，和“拨给附近广东省城小地方一处”，以便夷商居住。对此，乾隆皇帝严辞拒绝，“天朝尺土俱归版籍，疆址森然。即岛屿沙洲，亦必划界分疆，各有专属”。“向来西洋各国夷商居住澳门贸易，画定住址地界，不得逾越尺寸，其赴洋行发货夷商，亦不得擅入省城。原以杜民夷之争论，立中外之大防。今欲于附近省城地方另拨一处，给尔国夷商居住，已非西洋夷商历来在澳门定例。况西洋各国在广东贸易多年，获利丰厚，来者日众，岂能一一拨给地方分住耶！”（注：《清高宗实录》卷1435。）
    其五，宽严相济，恩威并举。
    早在入关以前，后金统治者努尔哈赤、皇太极等人便已运用恩威并举这一传统政策，先后统一了满洲各部和降服了漠南蒙古等。入关后，顺治帝对据守东南海上的郑氏集团亦采取了剿抚兼施、偏重于抚的方针。康熙即位后，虽主张为政以宽，“国家致治，首在崇尚宽大”（注：《康熙政要》卷2。），但又绝不是仅此一面，他理想中的用人行政是“不可偏于宽，亦不可偏于严，宽严适中，始可谓善也。”（注：《清圣祖实录》卷231。）如沿海巡哨，常遇飓风骇浪，往往损兵毁船，康熙深为悯恻。他说：“官兵系朕历年养育之人，遇贼自应效死，如无贼而徒以巡哨受伤，实属可惜，凡提镇等官，当于此留意，务加谨慎。”（注：《清圣祖实录》卷245。）言外之意就是巡哨不必拘于教条，领兵大员可根据实际情况办理。这是康熙皇帝宽仁的一面。但当他得知浙江黄岩总兵官仇机和升任京口副都统许国柱在沿海私设小票、乱收渔船规礼时，却同意将他们加重处罚，“许国柱革职、充军，系旗人解部枷责；仇机革职，佥妻发边卫充军。”（注：《清圣祖实录》卷231。）这又是康熙皇帝严厉的一面。
    雍正皇帝对宽严相济的治边之道，有他独到的见解。雍正七年（1729）五月，他谕大学士九卿曰：“自古为政者，皆言宽严相济，所谓相济者，非方欲宽而杂之以严，方欲严而杂之以宽也。惟观乎其时，审乎其势，当宽则宽，当严则严而已……总之，宽严适协其宜，乃为相济。”（注：《清圣祖实录》卷81。）并特意强调，“奉天伐罪，治世之常经，锄暴除凶，安边之远略，”（注：《清圣祖实录》卷80。）但考察雍正皇帝的治边思想，仍是以怀德为主。如雍正元年（1723），青海和硕特部罗卜藏丹津反叛清廷，雍正帝在调兵遣将的同时，敕谕抚远大将军年羹尧曰：“我朝自创业以来，皆效法列祖用兵纪律，无往不施仁德，孟子云，仁者无敌。统兵者之大义，莫要于此……如罗卜藏丹津敢于抗拒，即行剿灭。其党内亦有惧罗卜藏丹津之势、胁从而行者，伊等果悔罪来归，即行宽宥。有能擒斩罗卜藏丹津来归者，分别具奏，有情急来归者，加意抚恤，其不抗拒者，毋加杀戮。须严禁兵将，凡经过地方，勿得骚扰百姓，勿离人父子夫妇，勿淫人妇女，勿掘人坟墓，降附者勿得侵取其物，勿拆毁庐舍祠宇，勿扰害庙内番僧，以副朕戡乱靖逆之意。”（注：《清世宗实录》卷12。）又如，雍正二年（1724）五月，因四川、云贵等地土司勾结汉奸欺压和蹂躏当地苗民等少数民族，雍正帝谕曰：“朕闻各处土司，鲜知法纪，每于所属土民，多端科派，较之有司征收正供不啻倍蓰，甚至取其马牛，夺其子女，生杀任情，土民受其鱼肉，敢怒而不敢言。孰非朕之赤子，方今天下共享乐利，而土民独使向隅，朕心深为不忍……嗣后，督抚提镇宜严饬所属土官爱恤土民，毋得肆为残暴，毋得滥行科派，倘申饬之后，不改前非，一经发觉，土司参革，从重究拟，汉奸立置重典，切勿姑容宽纵，以副朕子惠元元，遐迩一体之至意。”（注：《清世宗实录》卷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