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殖民地时期开始直到18世纪末，北美白人社会对印第安人持正面看法的人还是比较多的。尽管英国殖民者曾将土著民族和文化看做是“异教徒(的)”民族和文化，并将他们的异常行为归因于撒旦(魔鬼)作怪，但大多数殖民者还是认为，印第安人在转变后将会放弃其异教徒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32)。进入18世纪后，很多启蒙思想家认为，土著民族与白人之间的差异起源于社会环境和教育而不是先天能力的优劣。启蒙思想在美国的代表人物托马斯·杰斐逊在其《弗吉尼亚纪事》中就指出，印第安人“在身体和思维构造上与欧洲人处于同一水平”。他还在一封信中指出：“北美印第安人所显示的聪明才智使他们与未开化地区的白人处于相同阶段。”(33)18世纪北美殖民地的大部分白人也认为，肤色是自然环境和皮肤装饰的结果，而不是先天基因的作用(34)。弗吉尼亚人罗伯特·贝弗利就认为，土著婴儿的皮肤比成年人的肤色要“浅一些”，因为成年人的皮肤是通过“晒太阳和涂抹颜色”才变黑的(35)。如果停止上述行为，土著人或许就会变成白人。如果欧洲人最为敏感的肤色都是人为因素，那么印第安人为什么不能在其他方面发生转变，最终融入殖民地社会呢？
    但是，从17世纪中期开始，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理论在殖民地和美国革命后的合众国逐步兴起，印第安人在白人观念中的形象日益趋向负面。对于种族主义者来说，包括印第安人和黑人在内的所有有色人种都被看做是处于从属地位的，都是缺乏道德观念的。各种类型的非白人都被认为是可以奴役的对象，因为他们的肤色不仅表明了他们的不同，而且也表明了他们的种族低劣(36)。这种白人至上的体制是在白人优越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这种思想意识充斥于17-18世纪英国人的言辞和著述中。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温斯罗普·乔丹曾就黑人和印第安人在英国人心目中的形象有过广泛著述。他认为，英国人将非洲人看做是“黑人”，对于他们来说，这一用语意味着罪恶、肮脏和非理性。他们所遇到的北美土著人拥有棕色皮肤、行为野蛮，而且在西印度群岛也已遭到了奴役，因此英国殖民者也将他们与黑皮肤且“未开化”的黑人联系起来。乔丹断言：“显而易见的是，无论从宗教、民族、野蛮以及地理位置上考虑，印第安人都更像黑人而不像英国人。”(37)“看起来更像黑人”意味着，印第安人被置于“极为关键的分界线中失败者的一方”，他们和黑人一样，“被分离出来，成为受鄙视、受剥削和受压迫的对象”(38)。于是，多种族之间出现了肤色界限，白皮肤成为自由的同义语，而非白人则意味着奴隶地位。美国历史学家埃德蒙·摩根在论述殖民地时代奴隶制的名著中指出：“印第安人与黑人在弗吉尼亚立法中成为一体，弗吉尼亚白人将黑人、红种人以及过渡的棕色皮肤的人看做是可互换的……随着弗吉尼亚人开始增加他们持有的奴隶，他们也将印第安人等同于黑人。”(39)事实上，不仅弗吉尼亚如此，整个南部都出现了类似的趋势。印第安人在南部社会中成为异类，既无用又危险，既不是黑人也不是白人，根本无法融入南部日益扩张的两种族对立的社会。更为糟糕的是，白人开始将土著人和非洲裔都归入“有色人种”行列。殖民当局和后来的美国官方虽然没有任何政策迫使印第安人变成黑人，但是在一个只承认两个种族的社会中，这种危险无处无时不在。切罗基部落就清楚地了解到这种处境的种族主义成分。南部唯一“处于类似孩童和依附地位的其他种族”就是黑人。对于南部的许多白人来说，印第安人就是“一个红皮肤的黑鬼”(40)。
    种族主义的兴起除了使印第安人感到自己的社会地位岌岌可危以外，还使他们改变了对黑人的看法。随着黑人奴隶制在白人社会的扩展，印第安人发现，他们所遇到的黑人不再是接触之初和白人一样的士兵、贸易商、白人帮兄或逃亡奴隶，而是在白人监督下辛苦劳作的体力劳动者。黑人奴隶要砍柴做饭，种植粮食和棉花，饲养牛羊，担当个人奴仆和翻译，而在南部印第安人看来这些都是女人的工作。难怪有印第安人宣称，印第安人“是自由人，他可以决定睡觉或狩猎……黑人不是自由人--他们必须工作，就像印第安人妇女一样”(41)。看到黑人男性奴隶从事着妇女的工作，印第安人愈来愈相信黑人比他们低劣。他们也意识到，白人和黑人行为方式各异，社会地位悬殊，不能按照传统血亲观而将这两个种族都作为“外来者”同等对待。印第安人发现，他们必须依靠新的观念来解释和帮助他们处理与黑人的关系。就在这样一种观念逐渐发生变化的历史时期，白人社会盛行的种族主义理论为印第安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一种可以接受的范式。以种族主义理论为依据来排斥和奴役黑人，不仅可以使印第安人在顺应美国主流社会的潮流和接受文明开化上向前迈出一步，而且还可以让印第安人把自己和黑人区别开来，避免沦落到黑人地位的种种危机和文化灭绝的命运。于是，印第安人很快就接受了白人的种族主义观念。他们将自己的种族视为高于黑人种族，觉得奴役黑人是理所当然的。这种种族主义思想成为南部印第安人身份认同的新基础，进而巩固了他们作为印第安人的民族意识。从个人角度看，拥有黑人奴隶(或更为常见的蔑视非洲裔美国人)，有助于印第安人缓解他们作为边缘化的个体被嘲笑、被蔑视或被忽视所带来的种种痛苦(42)。
    印第安人种族主义观念的发展有种种表现。1793年，切罗基人就开始公开表达了对黑人的敌视。在给田纳西总督威廉·布朗特的信中，切罗基酋长小特基(Little Turkey)将西班牙看做是“一个说谎、欺骗和阴险狡诈的民族”，因为西班牙人也“并不是真正的白人，我所看到的西班牙人看起来都像是与黑人结合产生的混血人，我再也不会与他们讲话”(43)。白人牧师西法斯·沃什伯恩则报告说，切罗基人塔科伊图(Ta-Ke-etuh)给出了关于人种肤色差异的解释：“最初出现的人类是红皮肤的，人类种族肤色之所以不同是因为受到了气候的影响，但黑人除外。黑皮肤是犯罪之人的标志，从此以后他的子孙后代都成为黑人。”(44)其他部落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克里克人早在18世纪初期就接受了白人关于黑人种族的观念。1730年他们在表达对来生的看法时指出：优秀猎手在去世后托生为授权他们狩猎的白人，蹩脚的猎手则沦落到来世“地狱”，在那里黑人统治着一个“充满荆棘、灌木和杂草”的世界(45)。到19世纪，“种族礼物”的故事还经常出现在所有东南部印第安人部落中：白人得到了“书籍”，即技术以及如何欺骗其他民族的知识；印第安人得到了弓箭，即狩猎知识；黑人得到了锄头、水桶等工具，这预示着他们要为他人服务。这些故事“解释”了为什么白人主导所有人，为什么印第安人狩猎，为什么黑人作为奴隶在田间劳动(46)。可见，进入19世纪，印第安人的种族主义观念已经根深蒂固。这样一来，印第安人就扫除了传统观念上存在的障碍，黑人奴隶制成为五大部落印第安人在思想上可以接受的新事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