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皇身份复杂，教皇选举扑朔迷离。千余年来，围绕教皇选举发生了许多明争暗斗。这样的环境刺激了教皇选举制度的发展和完善。为了公正、独立、高效地选举教皇，在与干扰选举的各种势力交锋的过程中，教会逐步生成了一套缜密的选举程序。选举主体经历了罗马城全体教众、神职人员、枢机主教的变化；表决也经历了集体公开呐喊、秘密投票、多数票通过的不同方式。
    最后考察修道院的选举制度。除了主教选举和教皇选举，修道院选举是教会选举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修道院选举制度也经历了发展完善过程。修道院作为对现实教会不满的产物，极力主张保持早期基督教会的生活和管理方式，因而早期主教选举制度自然成为修道院长产生的方式。与教区主教选举相比，单个修道院人数较少，并且共同生活，没有神职人员与平教徒的区分，全部修士都有权利参与院长选举，“共同同意”的意蕴更浓。在实行集权的修道院里，上级管理者必须要由下级修士代表选举选出，层次分明，颇有现代选举意味。
    修道院虽先后有不同派别，但本尼狄克、克吕尼、西多、法兰西斯、多米尼克等修道院长全部由选举产生，与院长职位利益相关人员的“同意”贯穿始终。本尼狄克修会会规详细地规定了院长选举的事宜。作为修道院的管理者，与一般修士相比，院长要求具备一些特殊的条件，因此候选人应具备敬畏上帝、学识渊博、心地善良的品质。如果符合这一条件，即使级别较低的修士，也有资格当选（27）。修会团体结合上述条件，在谨慎协商的基础上提名院长候选人，然后全体修士有权表示是否同意，如果同意，就高喊声明。同时还规定，选举结果需得到修道院所处教区的主教或者相邻修道院院长的认可（28）。选举过程中，修道院长职位涉及的所有人员，都有表达同意的权利，参与性广泛。
    由于本尼狄克是中世纪最早的规范性修道院，“本尼狄克法规”为后来的修道院提供了效仿模本，逐渐成为修道院普遍遵守的规则。后来的修道院在继承本尼狄克修道院的选举原则基础上，结合自身情况，也有所创新。这主要体现在对修道院长任期的限制方面，选出的院长不再是终身制。由于院长是修道院毋庸置疑的主宰，修士有服从的义务，如果院长执政时间过长，有可能形成个人崇拜或权力独裁，危害修道院的整体利益。为了避免出现这一状况，多米尼克隐修院不仅规定院长要经过全体修士选举产生，还规定了四年的任期（29）。规定任期是制约当选人行使权力的有效手段，与终身制相比更具有了现代选举内涵。
    在实行中央集权的修道院中，位于修道院长之上的管理者，都要由修道院长组成的会议选举。多米尼克修会章程规定，修会总会长由各省分会长、各省推举的一名代表组成的修会大会选举产生；分会长由辖区修道院长选举产生，任期也为四年。与修道院院长和分会长的任期不同，总会长为终身制（30）。多米尼克修会的规定结合了选举制和代表制。法兰西斯修会选举与多米尼克修会选举大体相同，也实行三级选举体制，自下而上，层层选举。不同的是，法兰西斯会最高首领--总干事（Minister General）的任期并不是终身制，而为十二年（31）。
    修道院的选举制度不仅继承了主教选举制度，还对管理者的任期有了严格的规定，废除了传统的终身制，对管理者施加有效约束，进一步完善了选举制度。
    三、选举的宪政意义
    教会选举蕴含着权力制约和民主参与的宪政基本原则。因此，教会选举既是启动教会宪政的环节，也是推动教会宪政演化的原动力。在促进教会宪政建设的同时，教会选举还为世俗选举提供了有益借鉴，培育了西方政治选举文化，具有重要的宪政意义。
    教会选举通过提名候选人、投票、选举法规制约当选者的权力。
    在提名过程中，享有提名权利的团体的核心任务就是审查候选人的资质，考察其是否满足职位要求。在审查过程中，不仅对当选者提出相关要求，还划定其权力范围。14世纪中期，提名团体曾要求被提名者在若干问题上作出书面承诺，在其正式当选后，照协议行事。1352年英诺森三世在被提名教皇候选人时，就与枢机主教团签署了这样的协议（32）。
    在选举中，选举者可以依据个人意志对提名候选人选择同意或者反对，甚至另选他人。选举者行为的多样性使选举结果的不确定性增强，会对候选人产生一定的制约。安布罗斯当选米兰大主教一例，可明示选举结果具有一定的不可预测性。374年米兰主教空缺，在选举时，选举者分成意见迥异的两派，他们在提名人的神学态度问题上产生分歧，发生激烈争执，难分胜负。高卢总督安布罗斯到教堂调解，突然被教堂内的人们高声称为“安布罗斯主教”，尽管他尚未受洗，但在民众的欢呼中被选为主教（33）。按照选举规定，安布罗斯没有资格当选，但教众的“共同同意”令其当选，而提名的候选人反而落选了，选举结果出人意料。选举结果的不确定性会使候选人如履薄冰，在选举结果出来之前，他们自愿按照选举要求，刻意规范行为，有时甚至讨好教众，作出一些许诺。这些诺言在候选人当选后，会成为约束、限定其权力的依据，使其有所顾忌，难以为所欲为。
    选举法规规定，当选者的权力来自教众的授权，当他行使教众授予的权力时，应该接受教众的监督，并与下级教士协商。当选主教在作有关教会的重大决策时，必须要听取选举主体的建议，不能独断专行。强调主教集权的奚普里安也认为，没有长老和执事的建议、教众的同意，主教将一无所成（34）。教会革命后，选举主体由教众缩变为教区教士会。当选后，主教在处理转让教会财产等重大问题时，要与教士会协商，必须经他们同意后，才能决策。在某些教区，教士会甚至和主教分庭抗礼，以至于需要教皇特使出面调停。选举主体对当选人的制约力度可见一斑。一些修道院还规定了当选者的任期，对权力有了刚性的进一步制约。
    教皇经枢机主教团选举加冕后，在教会内拥有至高无上的管辖权，但他的权力也要受到枢机主教团制约。尤其在涉及设立新教区等重大问题上，枢机主教团具有重要发言权，其意见一般都被教皇采纳。在教皇空缺时期，枢机主教团代管教会。由于教皇更迭频繁，枢机主教团却相对稳定，后者反而成为权力的中心。
    选举程序还能充分保证教众或选举代表行使参与权。在教会选举中，尽管参与程度有所不同，但选举主体的同意都是必要的环节。在特殊时期，选举主体的同意还可以打破常规，在选举中起一言九鼎之效。希尔德布兰德当选教皇就是民心所向的结果。希尔德布兰德跟随利奥九世到罗马教廷之后，尽管神职不高，却是教会改革派的核心，先后辅佐了四任教皇（35），享有很高威望。1073年，他在拉特兰宫主持亚历山大二世的丧礼时，突然被群众狂热地高呼为教皇，并被抬到圣彼得教堂的教皇座位，奉为教皇。由于希尔德布兰未经提名选举，没有履行1059年规定的教皇选举程序而成为教皇，违反了选举原则，该事件引起了教会的高度警觉，为此，枢机主教们举行了一次正式投票，追认此次选举合法。这一事件透视出，教众的意愿在选举中得到了充分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