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传统观念影响下的法国对德外交
    欧洲传统世界观相信无政府状态下国家利益的必然冲突，这一思想导致近代以来欧洲鲜有和平。基辛格在评述欧美国际秩序观的不同时曾说过：“法国身为欧洲众多战争的战场，其本身参加过的战事更不止于此，当然不会相信国家利益有冲突只是幻觉，或是国际社会隐含有尚待发掘的和谐本性。”（11）确实，对于欧洲大陆的国家来说，对于军备竞赛、结盟和战争早已习以为常。尤其在更接近欧洲国际事务斗争中心的法国，就更缺少与英美一样通过大国合作实现集体安全的信念。因此，法国从未对与邻国德国合作抱乐观态度。应该说二战以前，法国在处理对外关系的方方面面都强烈地表现出欧洲传统观念的影响。其中，法国外交中一直存在的霸权思想和对大国地位的追求、试图通过削弱敌对国家和制造均势来获得安全的外交选择都是这种影响的具体体现。
    大国毗邻而居则互相敌对，这是一条普遍的规律。汉密尔顿（H.Hamilton）说：“从对社会发展的长期观察得知，彼此相邻，亦即位置临近，构成国家的天然敌人，这已成为政治中一条不言自明的道理。”（12）普法战争后，法国在观念上就一直把东邻德国视为威胁和竞争对手。一战之后，法国在处理德国问题上追求的目标有两个：国家的安全和欧洲的霸权。但对于暂时占主导地位、完全处于守势的法国来说，德国的天然优势（更多的人口和丰富得多的工业资源）和潜在的侵略性让其寝食难安。从传统观念出发，法国认为能够控制这种优势的手段只能是削弱德国或者寻求一种有效的抗衡体系。为此，一方面法国极力主张削弱德国。在巴黎和会上，法国力图乘德国战败之机在领土、财政和军事方面最大限度地削弱德国：要求收复领土阿尔萨斯和洛林；向德国索取巨额赔款，“把一切当时德国能拿走的财富都拿走，一时不能拿走的也要有计划有步骤地拿走”；（13）肢解德国：要求德国莱茵河以西的全部领土以及莱茵河以东50公里以内的土地建立一个永久非军事区，并鼓励莱茵区寻求独立，占领产煤的萨尔区。因为法国唯一能只靠本身力量维持与德国势均力敌的途径，就只有将德国分裂成许多小邦，或许是重建19世纪的德意志联邦，法国也确实不遗余力地追求这个目标；法国还在军事上对德国严格加以限制，规定德国必须将常备军削减至10万人，而且不得拥有坦克、军用飞机和重型大炮；海军方面战列舰不得超过6艘，且不得拥有潜水艇。法国的意图很明显，就是强使德国处于永久的劣势地位。或者如爱德华·卡尔（E.H.Carr）所说：“试图在战争结束、德国溃败之时，使德国一时的衰弱成为永久的事实。”（14）另一方面法国通过结盟制造均势。按传统观念，为了实现国家的安全目标，国家必须尽可能地增强自己的实力，当自己的力量不足时，则应寻求与安全利益相同或相近的国家建立军事同盟。而如果你的邻国是你的“天然敌人”，那么与你邻国相邻的其他国家则是你的天然盟友，天然盟友眼中的防御联盟在地处它们之间的国家看来可能就是“包围”。这一原则被形容为“国际政治的‘三明治体系’”。（15）法国历来将政策建立在同地处最强大的德意志邦国后方的国家结盟的基础上。在法国看来，只有盟国的援助才能够保卫自己不被德国打败。寻求联盟以制约德国，是一项明智的合乎逻辑的安全措施。所以，一战结束不久，法国人就开始精心构筑一系列与德国周边各国的同盟、协议和协定。除了英法军事同盟外，在1919-1923年间，法国先后同比利时、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罗马尼亚都缔结了军事同盟，而且法国还授意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等东欧和中欧的小国也互相缔结了军事同盟，这样拥有四千万人口的小协约国就诞生了。法国用“一圈刺刀”围住了德国。
    二、传统观念的转变及原因
    观念的转变和确立是一个复杂过程，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且，潜在条件的变化而非观念自身的变化也能改变观念对政策的影响。欧洲传统观念发生变化，主要源于欧洲人对国际形势的重新认识、对欧洲国家体系的反思以及势力均衡论的破产。受其影响，战后法国的对外观念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其对法德关系的看法实现了从对抗到和解的转变，这构成了法国对德政策调整的基础。
    （一）对国际形势的重新认识
    阿尔伯特·戴西（A.V.Dicey）曾经指出：“信念，坦率地说是诚实的信念，在很大程度上，不是来自辩论，也不是来自直接的自我利益，而是来自于环境……是环境创造了人的大部分观念。”（16）战后的欧洲已成为一片废墟，甚至“已不像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那样的衰败，而是彻底地土崩瓦解。”欧洲也不再是世界权力的中心，从此，“平衡取决于非欧洲的美国和半欧洲的苏联之间”。（17）异常严峻的形势使合作和联合的必要性在不知所措的舆论界里比过去强烈得多地表现了出来。卡尔·多伊奇（K.W.Deutsch）说：“1946年欧洲普遍存在四个方面的经历和愿望。首先是安全……人们希望一个联合的欧洲会好一些，并将保护他们免受共产主义扩张的明显威胁。其次是繁荣……人们设想，一个联合的欧洲将在经济上更加稳定与繁荣，也许不久就能达到美国水平的市场规模和人均收入。第三个问题是自由和机动性……许多人渴望一个统一的欧洲在其整个区域恢复人员、观念和物资的自由流通。第四是权力……一个联合的欧洲也许可以为人民共同地恢复大部分权力，甚至恢复他们分别失去的领地。”（18）正是在这种环境条件下，各国统治集团中的一部分人以及一些开明的知识分子开始逐渐转变对外观念。
    （二）对欧洲国家体系的反思
    欧洲是以民族国家为单元组成的，为各自的利益和目标相互竞争搏斗。它们固然也依据一些现实主义的政治规范（如“均势原则”等）组成一个国际体系，可这个体系的统一性降低到了最低程度。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充满太多的竞争特性和太少的合作色彩，都被自我为中心造成的恶果所伤害。实际上，早在100多年前卢梭就对民族国家体系进行了剖析，他认为欧洲社会存在着结构性缺陷：欧洲人把自己组成民族实体，可这些实体之间却没有联合，因而处在残酷的自然状态，现存的国际法对这种事态无能为力，因为没有任何实施国际法的强制手段；国家间的条约也无多大作用，既由于除缔约方的意愿外没有其他任何保证条约的手段，又因为任何缔约方的要求永远不会真正满足，故一当环境变化，不承认有更高权威的缔约国就会重新投入新的战争。（19）而1914年之前，国际法也并没有将以战争方式改变现有国际秩序的行为视为非法。当时，也没有任何其他依法建立的机制可以改变现状，各主权国家还没有充分意识到，如果能够彼此合作的话会更容易达到大家分头追寻的那些目标。总之，在欧洲缺乏伸展余地的国家体系内，民族自我利益和主权的单边认定往往导致自取其败，事实上，是自取灭亡。这一点在军事领域里得到了鲜明的反映。一战的机械化屠杀最终改变了人们对于战争的态度。认为战争是不道德的、不文明的、令人厌恶的、无效的观点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1918年之后，反对“侵略”战争的声音响彻世界，几乎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签署了条约，谴责将战争用作政策手段的行为。形势的发展表明，欧洲的国际政治已经面临一个死胡同，需要探寻新的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