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自由主义和功能主义是当时影响广泛的两种社会-经济秩序观念。
    经济自由主义 经济自由主义观念相信经济利益的增长只能通过自由贸易和市场竞争来实现。这一观点首次向各国提示：现代世界经济生产、贸易和金融都是国际性的，一国的瓦解也会导致另一国的瓦解。在此以前，“爱国者们只要世界整体还没有发展到使他们可以认全世界为祖国的程度，他们就期望其他国家弱小、贫困与不安全”。（30）但是，他们现在转变了看法，意识到具有相互依赖关系的行为者之间进行的不总是一场“零和”游戏，而往往是一种“正和”游戏，至少在经济领域里，一个国家的经济活力与繁荣，有赖于与其有经济关系的所有国家的繁荣与活力。以至于任何一个国家如若想促进其自身繁荣，除了合作之外，少有其他更为有效的途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的传播直接促成了各国在实践领域的经济合作。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德企业家曾签订多项工业协议。1926年，主张法德关系接近的欧洲主义者，卢森堡工业家埃米尔·梅里西（E.Mayrisch）成功地建立了一个包括法国、德国、卢森堡、比利时和萨尔地区的钢铁工业卡特尔，主要任务是调节生产和配额协调增长。法国军备部长路易·卢舍尔（L.Loucheur）还提出在国际联盟的领导下，法德之间可以成立更多的卡特尔机构，经营基础原料，开放贸易。此外，法国政治家阿纳托尔·德蒙齐（de Monzie）也构想成立一个莱茵河卡特尔，德国负责鲁尔的煤，法国负责洛林的铁。（31）这些经济计划都是在经济自由主义观念的指导下而提出的，尽管其中的某些可能含有政治目的，希望借此加强法德关系，确保两国和睦相处。二战后也出现了一些具有经济自由主义倾向的组织。其中，比利时前首相保罗·范泽朗（Van Zeeland）于1946年建立的欧洲经济合作同盟，聚集了法国和比利时的许多知名经济学家和商业家，其目标是发展经济合作，消除贸易障碍和解决货币问题。（32）这些合作计划和方案无疑为战后的欧洲经济合作提供了基础和借鉴。
    功能主义 功能主义者相信只有通过在国际组织中实行切实的合作才能够使和平得到保障。这一观点的提出者戴维·密特朗尼（D.Mitrany）认为，人类社会在本质上是和谐的，因为对大多数人来说，物质需要处于第一位，而满足需要的任务是大家所共同面临的，因而为了需要的满足而进行合作就是非常自然的事。他指出：世界的分化是民族主义兴起、民族国家成为主要国际政治单位之后的事。国际冲突的根源也就在于这个世界被分成了众多互相竞争的政治单位。建立一个世界政府无疑会消除这些分裂，但在现实世界中，由于人们对宪法和公约的轻视，以及难以割舍的民族主义，世界政府是很难建立的，通过制定一部大家都遵守的宪法，从而一劳永逸地解决战争问题的联邦主义道路也是行不通的。
    密特朗尼最终提出“功能的替代方案”，主张在各国具有共同利益的领域中集中进行恰当的合作。密特朗尼的出发点是建立一种不再具有外交活动弱点的国际合作体系，由它恰到好处地处理各种问题，这样，“随着国际活动及其代理机构网络的扩展，将会克服政治分歧，所有国家的利益和生活将会因此而逐渐走向一体”，（33）从而使和平得到持久的保证。密特朗尼这种破解政治的、功能性的道路为日后欧洲一体化的实践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考方向，后来建立的欧洲煤钢共同体就是这一重要思想的直接体现。
    （三）与德和解的一体化政策
    新的理念促使战后欧洲各国寻求一条新路。法国政府相信只有通过在国际组织中实行切实的合作才能够使和平得到保障，这一因果信念直接导致了与德和解的一体化政策。
    1950年，法国政府提出舒曼计划。这一计划认为：“欧洲联邦的第一步是发展经济，煤钢工业的联营立即为它提供一个共同的基础，并将改变那些长期从事战争武器制造地区的命运……为维持和平，欧洲联邦是必不可少的；依靠联合进行基本的生产，依靠设置一个约束法国、德国和其它成员国的高层权力机构，我们的建议将为欧洲联邦的实现奠定第一个坚实的基础。”（34）舒曼计划的提出表明，法国政府并没有重复采取过去世代延续的无情惩罚战败国，将战败国排除在新建立的国际机制之外，从而刺激战败国伺机东山再起的做法。相反，它超越了国与国之间传统的交往方式，把德国当做平等的伙伴，同时又把德国置于对它进行友好遏制的框架之中。以一种制度化的和平共存的政策取代了曾经国家之间相互敌对的实力政策，这对于战后无论从道义上还是实力上都占优势的法国来说，无疑是一种全新的行为方式。对此，让·莫内（J.Monnet）评论说：“控制别国的思想支配各国的政策达几个世纪，现在我们看到，欧洲已经克服了这种思想。这一点对我们生活在古老的欧洲大陆的这些人具有重大的意义。”（35）
    如何解释这种转变？通常的观点认为，欧洲人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秩序的失败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毁灭性破坏的历史中汲取了教训，从而形成了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进行合作的新政策。但是笔者认为，成立欧洲煤钢共同体并不单单是欧洲人对战后时期特殊境况的一种客观的必然反应，而且也是一种积极的政治进程，是欧洲联合思想的具体实践。应该说，和平主义思潮在战后成为推动欧洲走向一体化的强劲动力、经济自由主义和功能主义作为主导观念则对于具体政治问题提供了解决办法。正是这两种自由主义的“社会-经济秩序观”从根本上影响到当时人们的思想观念，即怎样可能和应当在战后的条件下获得全面的普遍利益（安全、经济繁荣、政治稳定）。关于因果关系的观念以及关于什么是恰当的政治目标的观念对此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因为他们影响到本国优先目标的确定和对政治战略的选择。换句话说，是思想观念而不仅仅是利益在引导着政策。（36）这些思想观念起到了马克斯·韦伯（M.Weber）所说的“决定历史方向”的作用，它们导致对某些利益的确定并且把一些行为选择称之为“合理的”及“可行的”路径。其他的行为选择尽管同样存在，但是它们不可能有足够的力量作为政治上的主导观念去影响决策者们。
    总之，这是一个主要国家间从零和局势向正和局势的转变。这是一个影响深远的转换，它的到来是因为观念发生了变化。如莫内所说：“人类的本性没有改变，但当国家和人类接受了同一个准则和机构而保证采用他们时，人类相互之间的行为就会改变。”（37）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战后法国对德外交政策的调整，观念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决策者们是由于他们的观念发生了变化才会采纳新的政策，“不考虑到决策者对于世界的信念和他们对其他国家的印象，就不可能解释关键性的决定和政策”。（38）但我们不能因此就像建构主义那样把观念的力量推向极端，而忽视物质力量的作用。观念并非自然而然发生变化，它需要外部环境的刺激和推动。行为体物质力量的变化和所处形势的变化会促使其观念发生变化。可见，物质因素和观念因素同等重要，将观念和物质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对立起来是没有意义的。相反，“只有将利益和实力与对人类信念的丰富理解结合到一起，政策结果才能得到解释。”（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