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法国对德政策调整的观念因素(3)
(三)“势力均衡论”的破产 均势是大多数国家在多数情况下寻求自我保存的政策。只要没有国际政府,国家就会主要专注于自己的生存,就会去寻求在各自间维持某种平衡。欧洲曾盛行均势外交,19世纪的“神圣同盟”和20世纪的“凡尔赛条约”都是势力均衡政策的具体实践。但均势本身就是不稳定的,因为国家不是静止的社会,而是处于不断地相对发展或衰落之中。均势实质上具有竞争性,因为它导致权力竞争,而这又会引发战争,其结果是一方暂时被消灭,另一方则暂时集权力于一身。所以说,建立在狭隘民族主义基础上的势力均衡政策并不能保证和平,相反,“均势给欧洲带来的是不间断的冲突、争执、掠夺、鲸吞、动乱和战争”。(20)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人们普遍希望改变或者以更好的体制取代这种制度。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欧洲人自己认为均势在欧洲已走到尽头。 三、新观念的萌发及其对外交的影响 应该说,是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战后欧洲的衰败使人们看到了民族主义政治的狭隘和以军事争斗为主要外交手段的近代国际政治的局限,进一步促使欧洲人逐渐淡化民族或国家之间的怨恨,以现实的理性态度重新审视和思考如何根除战争、保证和平的问题。人们开始萌生出有别于传统的新观念,向往欧洲合作的前景,设计能够保证欧洲国家未来和平相处的方案,努力探求从欧洲出发实现本民族利益的可能性。 (一)欧洲一体化的观念 陈乐民认为,欧洲,无论它在现实中是何等的不统一、何等的千差万别,在人们的心目中却一直是作为一种同源性的文化概念而存在。因而,“欧洲统一”作为一种欧洲人的理想,一种欧洲政治和经济的精神支柱,是根深蒂固的。而“欧洲一体化”的观念是一股一直存在着的历史潮流,只不过在欧洲分裂、民族主义势力强大的时候,它是一股潜流;而当一场大的欧洲范围的国际战争结束,民族主义遭受抨击的时候,它就成了一股明流,一股推动欧洲联合的强大的潮流。(21) 法国人的欧洲主义倾向和民族主义意识是同样强烈的。欧洲一体化的观念在法国有着其清晰的发展轨迹和持久的影响。在14世纪初,法国的律师、政治活动家皮埃尔·杜布瓦(Pierre Dubois)在《论圣地的收复》中就提出了最早的主权国家联合的思想。(22)近代主权国家兴起后,欧洲统一和联合思想的倡导者首推法王亨利四世时期的首相絮利(Sully)公爵。他所提出的欧洲联合思想对当代欧洲一体化思想影响深远。丘吉尔在1948年欧洲委员会成立的海牙大会上曾说:“有许多著名的姓氏与欧洲统一思想的复兴和出现联系在一起,所有这些主张或许应归功于法国国王纳瓦尔的亨利和他伟大的首相絮利。”(23) 18世纪初,法国政论家、外交家圣皮埃尔(Saint-Pierre)神甫在他的《确保欧洲永久和平的方案》中指出,欧洲要实现永久和平,必须建构一个建立在文化和道德共识的基础上的泛欧洲的“邦联政府”。在这之后,著名的启蒙学者卢梭即写出了《永恒和平方案的评判》一文,一方面他肯定了圣皮埃尔方案的合理性,另一方面也批判了圣皮埃尔对理性的盲目乐观。卢梭认为若实现一个永久和平的欧洲只能通过更强硬的手段:要么将国家主权让渡给更高的联邦实体,要么由一个国家以暴力的手段统一其他所有国家,建立超国家的机体。(24)19世纪,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Saint-Simon)在吸收前人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份详细的欧洲统一方案。另一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Fourier)则建议以“法朗吉”(从事农业生产与共同消费的个人联合体)取代家庭与国家,组建以君士坦丁堡为首府的相当于欧洲大小范围的联邦。19世纪晚期的哲学家、史学家勒南(Renan)也主张建立“一种类似于欧洲合众国议会的中央权力,由它来裁决民族间的问题,迫使它们接受它的决定,并用联邦的原则来牵制民族性的原则”。(25) 进入20世纪,“欧洲观念”不可避免地与民族意识缠绕在一起,但是对欧洲联合与统一的尝试并没有停止。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及其带来的巨大灾难,更加促使人们思考和探索欧洲联合的途径,欧洲联合的思想因此获得明显的发展,产生了超越国界的共同利益目标和新的欧洲观念。二三十年代,一个真正为团结的欧洲而呐喊的知识分子队伍成长壮大起来。许多有关欧洲统一的著作、杂志、文章相继发表,一些促进欧洲团结的团体形成了,一些研究委员会也在积极准备各种报告。其中,多次出任法国总理与外长的政治家白里安(Briand)提出的“欧洲联合计划”最具代表性,他提出通过“建立一个共同市场来最大限度地提高欧洲共同体内所有地区的人类生活水准”并达到“商品、资本和个人的流通的不断解放和系统简化”。(26)白里安计划虽然在当时的国内外形势下没有被各国政府所接受,但在历史上首次促成了“欧洲观念”在现实政治领域中的表达,对战后欧洲一体化思想形成也产生了深远影响。二战爆发后,在抵抗法西斯的共同斗争中,欧洲各国的民众也开始摆脱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束缚,逐步认识到各国利益的一致性。 正是新的欧洲一体化理念促使战后欧洲各国寻求一条新路,推动各国朝着更为互利和一体的方向发展。 (二)自由主义的社会-经济秩序观 诺曼·安吉尔(N·Angel)在一战前就曾提出过这样的问题:“财富、繁荣和生活水平是否真是依赖于国家的政治权力?”(27)一战之后,权力政治被视为邪恶的旧时代的标志,成为一个贬义十足的词语。与此同时,自由主义思想被传播到国际政治领域。自由主义理论家相信国家间具有合作的潜力,认为冲突、战争并非是威斯特伐利亚世界的必然结果,而是可以避免的。而且随着全球劳动分工的扩展,相互依赖程度的提高,可增加所有参与者的福利,还可降低国家间发生冲突的危险。克莱德·伊戈顿(C.Eagleton)在《战争问题分析》一书中提出了一个论证严谨的自由主义观点。他认为人类既具有欲望也具有理性:人们希望得到的并非战争,而是其他任何通过战争可以得到的东西。因此,可以符合逻辑地推导出,如果可以发现出一种更为有效的办法,人们将运用这些办法而非战争。(28)安吉尔也认为战争只不过是一种“理解障碍”,一旦人们的大脑里不再有战争可以使人获益的思想,人们的心灵就会自我克制。(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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