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立宪何以为优胜，其所以孜孜求达之目的为何？假中国而欲求宪法之精善、治安之永久，其此时所先事宜治者为何？
    政治宪法类题目体现了严复作为出题者的思想。事实上，严复所设试题及参试留学归国学生的答卷，“无论是设‘问’者还是应‘策’者，大致都恪守于官方意识形态”(25)，严复所拟试题，反映了清政府在预备立宪政体改革中所恪守的“立宪”话语体系。
    光绪三十二年八月二十七日(1906年10月14日)，以正式章程举行的第一次游学毕业生考试正式开始。学部尚书荣庆“辰初到署，与范孙、同联、唐、塔三试官点名，监考欧美日本游学生”(26)。“考试游学生第一场。三钟半验题，四钟到署，照料缮题，至七钟半乃毕。七钟半点名，八钟发题，晚六钟前散场，照料分卷，七钟毕”(27)。考试持续一整天的时间，考生相当辛苦。八月二十八日(10月15日)停考一天，严修“晚遇绍川、桂亭、幼陵各室，宿学部”(28)。在《荣庆日记》内，没有有关严复在这次考试当中所起作用的记录，仅提到对唐绍仪的赞赏：“(光绪三十二年八月二十九日，1906年10月16日)卯正起，到署点名查号，并与少川诸君谈学务考法，少川实有阅历，实有魄力。”(29)八月二十九日(10月16日)，“考试游学生第二场……五钟起，照料缮题，七钟半点名，照料绍川、春卿、木菴三大臣阅卷”(30)。八月三十日(10月17日)、九月一日(10月18日)阅卷两天。九月初二日(1906年10月19日)考试结束，荣庆“到学部钤榜，并与各试官合照一相”(31)，严复自然之列，“(严修)与魏、严二公闲谈”(32)。九月初四日(10月21日)“入城至庆和旧址，现名招贤馆……少顷范孙同作主，客为联、唐、塔三考官，魏、严、詹、屈、吴、陈六襄校，刘子贞以病辞，三丞参来陪”(33)。九月初八日(10月25日)，“巳正至学部，本日会同联、唐、塔具奏试毕情形，并改定分数”(34)。
    参加这次考试的颜惠庆对考试过程有详细的记载：“这次会试与传统的科举考试截然不同，堪称史无前例。会试主考官是唐绍仪，当年容闳所率赴美留学幼童之一，此时，他已是京师显宦。副考官包括有严复和詹天佑。后者系著名的铁路工程师，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谢菲尔德工学院。此外，还有太医院的御医、法部、大理院的官员数人参加。实际上是由副考官负责出试题和阅卷。应试者包括许多不同专业和学校的留学生，其中还有两位牙医。我报考的专业是哲学，严复为主考官(35)。试题与答卷均用英文，这在会试中实属奇事。”(36)李方回忆了当时参加考试的情形：“考试由学部主持，名目为考验游学各国毕业生。与考的人都会齐了，试题却是分别发给，人各不同。因为留学生所去的国度不同，所学的也不同，试题没法不是这样发给的呢。我是学法律的，第一天的试题就是关于法律的试题。第二天的考题，却是一篇普通论文。在这一回考试里，汉文的文章不一定要做，很通融。”(37)在李方的记载中，学部考试除了专业试题外，第二场的考试为中文、外文普通论文各一，而且可以不选做汉文，反映着清政府对留学生采取了宽容的态度。从二人的回忆看，严复在这次考试当中的实际作用突出，颜惠庆和李方都谈到此次考试题目和答题均可以使用英文，这给留学欧美的学生提供了很好的机遇。
    对于这次考试，同为襄校官的詹天佑也有记录：“过去几天，我协助‘学部’考选由美国、欧洲及日本回来的学生。共有四十二名应考，录取三十二名，其中最佳榜首是陈锦涛，他是一九○六年在耶鲁得的博士。我很抱歉欧阳庚的兄弟欧阳启(祺)没有考取。这是开中国考试的先河，过去注重的八股文终于是废除了。此次考取者，一律均授予中国学位。按照各生所学，考外国语文和学识，也是中国有史以来的创举。各生依其留学国语文作答，例如德文、英文及日文等。使各生都有公平机会展示所学，这次我担作‘副试官’(38)，也深感荣幸！”(39)詹天佑对于参加这次考试的评价很高，并以参加这次考试担任襄校官为荣，这并非客套，事实上，参与考试的襄校官均为“中学优长、谙习各国语言文字及通晓专门科学”(40)之人。严复为学部所遴选，的确是最优秀的考题命题者，清政府对此次考试之重视可见一斑。
    第二届学部考试中考取的32名留学生所学专业如下：
    最优等：政治1人、文学1人、医学2人、工学2人、法律2人、政法1人；
    优等：法律1人、工学3人、医学1人；
    中等：医学2人、法律2人、政治3人、政法2人、财政2人、农学3人、商学2人、蚕业1人、医学1人。(41)
    上述32人第一场试题均为严复所拟，第二场除理工农医科15人之外，试题也由严复拟定，严复作为出题人影响范围最大，作为阅卷人所负责任最重。
    此次录取32人，最优等陈锦涛、颜惠庆等9人，优等田书年等5名，中等曹志沂等18名，最优等9人全部是留学英美学生，其中留美生8人，留英生1人；优等5人中，留美生3人，留日2人；中等18名中，留美生3人，留英生1人，留德生1人，留日生9人(42)。留日学生竟无一人入闱最优等，留日生的录取率仅为47.5%(43)，引起日本媒体的关注，评论者多从留日教育当中的速成教育、在日学校招收中国学生以营利为目的以及清政府的考试方法三方面讨论。对于考试方法，“大阪《每日新闻》则提到，以唐绍仪为主考总裁，而唐为第三批幼童赴美之留学生，难免有偏袒欧美留学生之处”(44)。事实上，除了应考的留日学生程度不高的原因之外，考试方法的确成为留学欧美生脱颖而出的重要因素。由于试题设计时，“为免使游学日本毕业生，在中国文字应用上，占领优势起见，因订应试各人，得自由选其擅长之文字，书为考卷”(45)。留学欧美生不擅国文的事实被掩盖，“获得进士出身各人，竟有人不能解读政府所颁文凭上中文字句”(46)。这一问题也得到了严复的重视，严复对于应试考生的英文程度表示赞赏，但是对于他们的国文程度则很担忧。为此，严复于光绪三十二年九月二十三日(1906年11月9日)上条陈(由学部代奏)(47)，请求清政府设立国文馆以使欧美留学毕业生得以入学国文：“近因考试留学生，见其欧美文学、科学颇为完美，独国文未能造就精奥，是以特上条陈于学部各堂，请代奏设立专馆延聘中学优长之人，充当教习，将考取各生，派人专门肄业国文，假以三年，毕业后定属有用之才，然后廷试，再给予出身，候旨录用。如是，则中西完美、真才辈出。”(48)严复所上条陈以理想化的笔调，期待以“国文馆”的形式促使考取各生学习国文三年，之后再给予出身和录用，以期其中西学完美。这一建议在考试结束后没有实施，严复的愿望落空。但是，有鉴于第二届应考者国文差的问题，此后历届考试中，清政府规定“考试必须作中文论说一篇，庶应试者平时对于本国文字知加重视”(49)。
    九月十二日(10月29日)，学部尚书荣庆带领除丁忧的胡栋朝外的31人进见(50)，“入值，带毕业生引见，赏进士举人有差，惟文科改译科，医科均赏医士……巳正二刻毕业生分四班谒见”(51)。同一天上谕，准学部所请，将陈锦涛分发户部行走，颜惠庆等5人归学部差遣(52)。
    严复对这次留学生归国考试一事非常重视，曾在致伍光建的英文信函中详细介绍了考试事宜(53)，对清政府未征招伍光建、辜鸿铭参与游学毕业生考试感到不解，并对留学欧美学生的成绩表示满意。从1906年前后他与友人的通信中看，严复对于留学英美的学生一直较为赞赏：1905年身处伦敦的严复在与张元济的通信中，称“近来英法所最可喜者，东来学子日多，拔十得五，不乏有志之士，游欧所以胜于游日也。学子皆知学问无穷，尚肯沉潜致力，无东洋留学生叫嚣燥进之风耳”(54)。留英生出身的严复，对于留学英美的学生更加认可，对留日教育当中追求速成、留日生程度浅显也有批评。对于游学生考试通过即获得相应出身的做法，未见严复有评论。上述严复所上条陈中，严复提到设立国文馆以教欧美留学毕业生，三年后再给予他们出身，可知严复对于留欧美学生经学部考试就获得出身的方式持有异议。严复一生四次参加科举考试，均名落孙山，光绪十九年(1893年)以后决计不参加科举，但是对科举的怨恨直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时仍不能纾解，该年与郑孝胥诗和关于科举之事(55)时，“将科举失败比喻悬梁自尽，可见此事对严复的打击”(56)。不过，光绪三十四年正月(1908年2月)为颜惠庆所编《英华大辞典》作序时，称《英华大词典》由“译科颜进士惠庆实总其成”(57)，对由自己选拔的颜惠庆给予褒奖，表明严复对于“进士”这个头衔相当重视。严复对颜惠庆也很友善，宣统元年(1909年)，颜惠庆任职外务部时，由于其俸银不敷支出，“严复先生在学部任审定名辞词馆总纂，我在他那里谋得一个职位”(58)，兼差以补俸饷之不足，严复对于新晋进士们并不排斥。
    第二届留学生归国考试是科举制度废除后的第一次正式的学成考试，考试通过者获得科举功名，还可以任官。在传统科举体系向以留学生归国考试为代表的选官制度转移过程中，襄校官所出试题反映了选官从重八股到重科学的转变，“启动了中国人从传统儒学知识结构向现代科学知识结构的全面转变”(59)。作为科举废除之后第一次留学生归国考试试题的制订者，严复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是非常突出的。
    二、参与第三届、第四届学部归国留学生考试事宜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学部再次会考归国留学生，办法均按照上年章程办理。光绪三十三年七月二十七日(1907年9月4日)，上谕批准学部所遴选的联芳(外务部左侍郎)、唐景崇(吏部左侍郎)、塔克什讷(副都统)、高而谦四人(60)作为此考试的主考官。襄校官人选由学部定夺。光绪三十三年八月十一日(9月18日)(61)，学部致电上海道，请其代为转交聘请严复担任襄校官的电文称：“本月考验东西洋游学毕业生，拟调严君复来京襄校试卷。闻严君现寓沪上，请即劝驾，务望于二十日前到京，来往川资用费均开支公款。严君见允后，乞先电复学部。”(62)严复婉辞：“惟近抱肺疾，且赴京襄校极早，九月杪方能南旋，时涉寒冬，身体不任。方今诸彦盈廷，尚非难得其选。”(63)严复所陈“肺气不舒”(64)当是事实，不愿参加襄校也是事实。然而学部仍催促严复成行，严复不想开罪于学部，不得不勉力为之。此次学部“遴访京外深通科学人员派为襄校”，“先期调取科学优长之外务部员外郎外务部员外郎辜鸿铭、主事曹汝霖，度支部主事王璟芳，陆军部同协参领陈榥，农工商部主事张奎、张锳绪，前光禄寺署正罗振玉，直隶候补道严复，候选道袁长坤、陈锦涛、吴仰曾，大理院行走法科进士李方，学部行走医科进士谢天保，学部行走留学日本工科大学毕业生何燏时等十四员会集学部公所，分充襄校”(65)。襄校官人数比上一年增加一倍。从第三次学部归国留学生考试的襄校官名单来看，除了严复、辜鸿铭、吴仰曾三人外，其他襄校官中多人属于第一、第二届学部考试及第人员，与上一届襄校官重合的仅有严复、吴仰曾二人，陈锦涛、李方、谢天保三人均系第二届由最优等而获进士出身诸人，严复从心理上想必并不舒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