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三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1907年9月30日),严复到达北京,再一次担任游学毕业生考试襄校官。严复在家书中对此次考试事宜及自己的心态多有记录:二十四日(10月1日)拜访学部官员;二十五日(10月2日)起移入学部(66),等考事完毕后方能出来拜会客人(67);八月廿九日(10月6日)写信给夫人朱明丽谈考试事,严复在家书中表达了明显的不满:“我于廿八日被学部召来考出洋生,年年如此,无谓之极,而又不好意思不来,来实甚苦”(68);九月初三日(10月9日),“考事毕后,无日不是应酬,脑满肠肥,极为讨厌”(69)。学部应酬,例如九月初七日(10月13日),学部尚书荣庆记载,“午后王耕水到,未,答严几道、张弼余诸君步”(70)。严复对于官场旧习,颇不适应。 严修在日记里有更详细的关于考试事宜的记录。八月二十六日(10月3日)记载:“是日设筵请四大臣及襄校官,凡三席。襄校拟题先后收到,请唐春卿前辈选定,晚与君九配定题目。”(71)考试之前,学部先检验与考学生文凭,最终确定42人合格,于光绪三十三年八月二十七(10月4日)、二十九(10月6日)两日分两场考试,“试毕后臣等将两场试卷分给襄校各员各就所长悉心校阅,再由臣等详细覆核并将该生等所如学堂、所等文凭之高下详细比较,酌定等级,以文凭之等第与考试之分数折中计算,作为考验总平均分数。满八十分以上者为最优等,满七十分以上者为优等,满六十分以上者为中等。计考列最优等七名,优等十七名,中等十四名,分别榜示。此外,尚有不足六十分者四名,不在录取之列”(72)。八月二十八日(10月5日),“九钟襄校官来堂阅卷……(诸襄校官)俱午前至,严几道午后至”(73)。八月二十九日(10月6日),“四钟半起,七钟半点名散卷,照料四大臣阅卷。是日襄校官公评文凭等第……终日在署,夜与襄校诸君谈”(74)。九月初一日(10月7日),“照料阅卷终日。是日襄校二场试卷者四人:辜、严、何、罗”(75)。九月初二日(10月8日),“仍在署照料阅卷。午后请辜、严谈文凭等第”。严复参加第一场、第二场以及文凭等第评定各项事宜,在第三届游学生考试当中的作用仍然十分突出。 九月初六日(10月12日),“(荣庆)辰到学部,唐、严、塔三君已到。再核名册分数,巳正后写榜,申正榜出。章宗元、王建祖、邝富灼、熊崇志、程明超、陆梦熊、稽苓孙七人最优。余优等十七人,中等十四人,予文凭三人,不及格一人(欧阳祺)”(76)。 参加第三届学部考试的归国留学生共计42人,与第二届人数相同,最终获得身份的38人所学专业如下: 最优等:商科4人,文科2人,法政科1人,共计7人; 优等:法政科7人,工5人,农科3人,医科1人,商科1人,共计17人; 中等:工科4人,农科4人,医科3人,法政科2人,格致科1人,共计14人。(77) 不知严复是否负责法政科试卷的阅卷工作。无论实际负责哪一科,由于襄校官数量的增加,工作量均比上一年度减轻。第三届学部考试获得身份的38人中,留美生13人,留日生25人,留日生最多,但是获得最优等的仍以留美生居多(留美生5人,留日生2人)。 第四届学部考试主考官为:唐景崇、梁敦彦、荫昌、达寿(78)。襄校官有:翰林院编修程明超、外务部署左参议吴宗濂、候补参议曹汝霖、翻译官程经世、度支部主事王璟芳,陆军部同正参领陈榥、七品小京官李应泌、农工商部主事张奎、张锳绪、直隶候补道严复、学部参事官林棨、署参事官罗振玉、主事路孝植、医科举人傅汝勤共十四员(79),有一半的襄校官为第三届原任。严复则是留学生归国考试正式开办以来唯一一个参加了全部三届考试的襄校官,严复对这一实情,未必觉得荣耀,只以这一差事为苦。 光绪三十四年八月二十八日(1908年9月23日),严复到京。这次阅卷,程序与上一届相同,九月初一日(9月25日)“襄校阅卷……晚(严修)访又陵、挹清及其他襄校,诸公久谈”(80)。九月初二日(9月26日)襄校官就第二场考试阅卷。九月初四日(9月28日),“照料唐、达二公阅头场法政科卷,襄校严、罗两公阅二场国文卷”(81),对于考试阅卷工作没有明确的分工,严复既参与了第一场、第二场国文的阅卷,文凭等级定夺严复也参与其中,九月初九日(10月3日)始返回天津(82)。在京期间,学部尚书荣庆聘严复为审定名词馆总纂,严复认为“学部系是苦部,薪水恐难从丰”(83),仍姑且从之,历三年。 第四次学部考试各部及地方共咨送考生178名。经过甄试,合格人数为127名,是为参加考试人数。参加这次考试的江庸回忆:“汉文题为巫臣使吴,教吴乘车战阵,遂通吴于上国。因题义少可发挥,遂引房琯陈涛之役,用车战事以点缀之,乃大为严几道丈所赏。”“此次国文卷总亦有至可笑者:某君文中有‘古之所谓车者,非今日之人力车、马车欤?’二句,场中资为谈助”(84)。有研究者以《严复日记》内有“九月初一日(9月25日)在学部看教育卷两本,平平耳。一,七十分;一,八十五分”(85),认为江庸所作之文并没有得到严复赞赏(86),但是此次参加考试习法政科的人数极多(仅录取的人数就达到73人),很难判断严复所记这两份试卷内一定有一份为江庸所作。 第四次学部考试考列最优等有陈振先等15名,优等有赵连壁、江庸等45名,中等有王恩博等47名(87)。10月15日,上谕分别赏给进士、举人功名(88)。因人数众多,难以判断严复在其中所起作用,大约属于“奉职而已”。 三、余论 光绪三十四年八月(1908年9月)严复接受了学部的聘请,自宣统元年四月(1909年5月)起担任学部编订名词馆总纂,“部务方殷”(89),自此严复不再担任学部归国留学生考试的襄校官。1909年参加第五届学部考试的人数激增,应试学生多达285名,“该生等所习专门科学之门类至为繁赜……共计专门科学分有二十余门之多,自非分门选派襄校官不足以精衡鉴而得真才”(90),特选22员担任襄校官。此次遴选的襄校官大多数人都是前四届参加留学毕业生考试而获得身份者,严复势必退出学部襄校官行列。在晚清最后几年,严复参加留学生考试并不止于学务处(学部)的范围,地方考试如江苏生派遣留学生考试也仰赖严复出题、阅卷,甚至代拟出洋考试布告,严复在考试当中权威性得到广泛的认可(91)。 无论严复在学部考试归国留学生的过程中有何种心态,他当此之时并没有科举身份则是事实,这难免让严复视为缺憾(尽管科举制度已经废除,科举考试已然停止)。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直隶总督袁世凯奏请免试授予回国十年以上、政绩突出的留学生詹天佑、吴仰曾、屈永秋、邝荣光四人进士出身,得到朝廷允准,并将这一办法推广。学部奏请令各省督抚广加延访,“凡专门学成回国在十年以上,学力素优,复有经验者,胪举实绩,或征其著述。经核定择其著述卓然成家,成绩确然共见者,赐予出身,以奖励后进”(92)。得到清廷同意之后,学部制订了《考核各省采访游学专门各员章程》五条(93)。该章程要求对奖励的留学人员必须游学专门在十年以外,并已有相当之成绩。考核后分两等,按照所学科目,分别赐予某科进士、某科举人出身。各省督抚最终考察推荐了23名预选者。最早举荐严复的地方官是江宁提学使陈伯陶:光绪三十四年三月初二日(1908年4月2日),陈伯陶陈请两江总督端方上奏朝廷给予严复进士出身(94),特别指陈严复“学贯中西,督各处学校均能殷殷化导、造就人材”;两江总督端方于同年三月二十八日(1908年4月28日)上奏“请给严复进士出身”(95),着重强调严复之译才。光绪三十四年十月(1908年11月)清廷委派钦差大臣梁敦彦、于成枚、绍昌三人会同学部,对预选者进行了反复审查,宣统元年十二月初七日(1910年1月17日)最后确定了严复等19名回国留学生免试获得出身奖励。此次授予出身的19名留学生全部是留学欧美的学生,其中留美者7人,留法者5人,留英者8人(其中吴仰曾留学英美两国)。严复授奖的理由如下: 候选道(96)严复,福建人,船政学堂出身,官派往英国国家海军学校学海军专门,又兼习文学,博综经史,译著政学书最多,风行海内,学部奏派充两次考试游学毕业襄校官、编订名词馆总办(纂)、学部丞参上行走,以上一员拟请赏给文科进士。(97) 在这一考语当中,除了赞誉严复之译才外,值得注意的是将严复在学部的任职一一罗列:担任留学生归国考试襄校官、编订名词馆总办、学部丞参上行走,恰应了严复在光绪三十一年以后对自身的定位:“若自为能为作想,只有开报、译书、学堂三事尚可奋其弩末”(98)——投身教育是晚清最后几年中严复最重要的活动。该考语中称严复曾派充两次考试游学毕业生襄校官(这一成绩成为严复被授予出身的因素之一),但事实上则充任三次。同一奏折奖励詹天佑时,所列其学业成就中也有“学部派充考试游学毕业生襄校官”一语,可见对于各位授奖人员曾充任“襄校官”一职是很重视的,但是对于已经担任三届襄校官并且在考试中作用突出的严复,其考语中仅提及两次担任襄校官,这不能不说是梁敦彦等人的疏漏! 宣统元年十二月初七日(1910年1月17日),严复收到宣统上谕,钦赐文科进士出身,名列授奖人员的第二位(第一是詹天佑)。他“并不感到特别的高兴,据说‘泊然无所动’”(99),但究竟自此对科举一事释然,亦不能免俗地使用新进士之帖去拜会学部官员:“拜严(修)、荣(庆)、端(方)、绍(昌)、梁(敦彦)、宝(熙)、于(式枚),用新进士帖。”(100)严复与参加归国考试而获得功名身份的留学生自此没有了身份之别,之后,严复对于学部留学生考试的关注中略显轻松:宣统二年八月十四日(1910年9月17日),严复得到朱公钊(朱明丽胞弟,字勉生)在学部考试获最优等的消息,发信给夫人朱明丽,“学部发榜……勉生中一等十一名,恭喜恭喜!”(101)朱公钊实际发榜时名列第四,授予法政科进士出身(102),这是第六届留学生归国考试,严复对这一考事仍旧关切。 严复是科举制度正式废止后、留学生归国考试正式开办以来唯一一个参加了全部头三届考试的襄校官,第二届(1906年)、第三届(1907年)、第四届(1908年)学部归国留学生考试出题、阅卷以及文凭等第评定各项事宜,严复均参与其中。特别是在第二届考试当中更是发挥了关键作用,为留学欧美的考生脱颖而出创造了好的应试条件,并在考试结束后就考取各生的国文学习提出条陈,促使学部在以后的各届考试中,加强对国文的重视。第三届学部考试中,严复的作用仍然十分突出,但是严复对于参加阅卷工作多有抱怨。第四次学部考试中,严复的作用减小。严复作为襄校官参与考试时没有科举功名,而经由严复选拔的应试者则可以获得相应出身,对于曾多次参加科举考试的严复来说,着实尴尬;当严复经举荐而获得文科进士之后,这一局面得以全然化解,但严复自第五届起不再出任襄校官。严复在三届考试时所出试题,一方面是其学识、思想的直接体现,另一方面,内容必然囿于清政府的官方意志而不能逾越(103)。总的来说,学务处、学部留学归国考试无论是形式还是考试内容都是创举,显现出晚清知识结构经中西交流、融合后之新学的样态,体现了选官制度从重八股到重科学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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