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考研历史，撰著《宋史翼》
    章学诚曾分历代正史为三等，《宋史》被列为下等的代表作。这部长达496卷的皇皇巨著，篇幅的繁富，为《二十四史》之首。 可惜草草完篇，留下了难以弥补的弊病。如结构上，全书详于北宋而略于南宋，以传为例，《文苑传》北宋有84人，南宋仅陈与义等11人；《循吏传》12人，南宋竟无一人；重复、错乱之处也很多，有一人两传的，有无传以为有传的，有应立传而无传的，有各传前后矛盾的，有编次时间错误的，等等。因此，《宋史》撰成以来，不少学者曾相继加以改编，甚至清代著名史学家黄宗羲、顾炎武、全祖望、邵晋涵等也都曾有志于重修宋史，但终未能成功。另外，针对《宋史》最大的缺憾--繁芜简略，又有柯维骐著《宋史新编》、王惟俭撰《宋史记》、王洙作《宋史质》，旨在去其芜杂，删改考订之。陆心源却另辟蹊径，欲补苴《宋史》之疏漏处。当然，陆心源的本意也是从整体上改编《宋史》，做些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工作，曾积藁至四五尺。后来考虑到卷帙重大而精力渐衰，才先刺取各书， 积录应补之传至882人，附传62人，成《宋史翼》40卷。
    （一）资料来源
    《宋史翼》的传记，主要是辑录前人有关资料。其资料来源大体有四：一是宋人重要史籍，如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马端临《文献通考》等。二是宋人文集、笔记、学案、目录书等著作及其中有关的墓志、碑铭或行状等。如《范忠宣公集》、《朱子全集》、《宋元学案》、《范伯玉墓志》，等等。其他如岳柯《桯史》、周密《齐东野语》等随笔性质的宋代史料，以及《直斋书录解题》、《郡斋读书志》等个人著作中的史料和评介之语亦常被引用。三是方志。《宋史翼》引用的方志，既有一国之志，如元《大一统志》；有一省之志，如《福建通志》、《江西通志》；又有府县之志，如《绍兴府志》、《临海县志》；还有在方志界享有盛誉的咸淳《临安志》、淳熙《严州图经》、嘉泰《会稽志》、嘉泰《吴兴志》等等。另有不少地方史料，如《广州人物传》、《金华先民传》等地方人物传记。
    除了上述三种主要来源外，正史也在陆心源独特而广阔的视角内。据不完全统计，《宋史翼》总引用书总数在400种以上， 其中尤以史部、集部为多。而宋人留下的史料因最近于时代，记载最详尽，参考价值也最大。如果陆心源不曾建皕宋楼储藏众多宋元版宋代书籍，不曾作过《皕宋楼藏书志》、《续志》和《题跋》、《续跋》以明析各书的内容与优劣，那么他对旁人不易搜集到的原始资料不可能这般熟悉，在撰写过程也不可能随时查阅核对，对资料的征引、比较、取舍、综合等方面也难以达到游刃有余的地步。
    （二）材料运用
    在丰富的藏书、深厚的积累给他带来很大的便利的同时，陆心源以严谨的治学态度投入创作，妥善地运用了历史文献，充分展示了自身的学识。
    首先，所引材料多注明出处。这样做的目的，一则可取信于人，二则便于他人查找与研究。既增加此书的可信度，又赋予它更强的实用性。此外还有不少案语，将一些难以辨明对错的说法并列，避免产生误导。把自己尚不能解决的疑问留给后人，以期考证出结果，这种实事求是的做法算得上细致入微。
    其次，在设纲立目、入传的标准等问题上，陆心源很有主见，做到增者有据，不增者有因，并不因史料的多寡而随意增删。如设儒林传而不立道学传，“自有微意”在其中；有隐逸传而又有遗献传，使“世移运改，终身不仕，奉母至孝”的王炎午、“天下皆变，吾观其不变”的郑思肖等宋朝遗臣皆炳然史策。又如方技传倍于原书，“然如徐神翁之类者仍不羼入”，可见其采择之精（注：《宋史翼·序》，中华书局1991年出版（下同）。）。
    再者，对材料的运用多取舍得当，别具匠心。确有必要的，如重要的奏章等，全文引入，一字不漏，便于反映传主的为人、思想及成就，也便于完整保存史料。而一般的生平经历、日常言论等，史料可能来自各种书籍，若一一抄录下来，必然造成材料堆积无序，传文杂乱无章。而陆心源并非有闻必录，而是有所取舍，有所增删，或节录，或改写（包括叙次之更动），或据他书增补（有些并不标出），乃至将所得史料重新熔铸一番。这样做，着实需要类叙之才和考订之学。
    （三）补阙纠谬
    上文提及，《宋史》的最大弊病是繁芜简略，北宋内容庞杂，南宋内容缺失。陆心源恰恰抓住这点来做文章。他所撰的《宋史翼》，正传882人，附传62人，大多为南宋人。其《循吏传》有5卷，收128人， 附传3人，共131人，人数是只载有12人的《宋史·循吏传》的10余倍；《方技传》亦倍于原书；而《儒林传》，《宋史》正传67人，附传10人，共77人，《宋史翼》则正传69人，附传4人，共73人， 几乎与《宋史》相等；《文苑传》，宋史正传82人，附传14人，共96人，《宋史翼》则正传102人，附传6人，共108人，也超过《宋史》所收人数。
    《宋史翼》的补缺之功不仅表现在各传人数的增加上，还在于它所补充的传主并非滥竽充数，做到了有据而增，如《陈龙复传》的设立。南宋末年，陈龙复从文天祥勤王，兵败被擒，旋即遇难，但在《宋史》这部历史巨著中却有目无文，连占一席就得之地而未能。大概是有鉴于此，陆心源由《福建通志》中辑出其传，收入《宋史翼》卷三十一中，填补了这一空白。类似例子很多，于《宋史翼》中随处可见。
    同样，《宋史翼》还具有纠谬的史料价值。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一六一、宋纪一六一、宁宗嘉定十二年张福作乱一节，将张方误作赵方。赵方《宋史》有传（见卷四百三），但无有关此事的记载，而毕书所云史实，倒与《宋史翼》卷二十二《张方传》吻合。《宋史翼》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宋史》的阙漏，纠正了《宋史》的错误，是一部补史的成功之作。
    称《宋史翼》成功，并不代表它完美无缺。《宋史翼》中既有一人两传，又有人物分类未精，自乱体例者，更有搜集资料未臻完备，遗漏处着实不少。还有，陆心源虽然多注明资料的出处，但亦有未注之篇，不知何故？即使同一出处，名称却又简全不一。如《直斋书录解题》与《书录解题》、《解题》，《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与《系年要录》、《要录》，第三个名称都过于简略。如果陆心源像为同治《湖州府志》创定体例那样，设立凡例予以说明，这类情况就不会让人产生误解了。但是，《宋史翼》毕竟瑕不掩瑜，德清俞樾认为它“以显微阐幽之意，为徵文考献之资”（注：《宋史翼·俞樾序》。），江阴缪荃孙则给予“事增文省”的评价，称“此书与先生《宋史纪事补遗》一百卷、《元祐党人传》十卷，皆天水氏一朝掌政之渊薮也。……即与《宋史》并列学官，亦复何愧！”（注：《宋史翼·缪荃孙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