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条约》与《虎门条约》虽为英方马儒翰与罗伯聃等人翻译而成，但清朝谈判代表作为条约的一方，参与条约细节商定是应有之义。清政府是否关注译文的精准度或质量，因相关资料缺乏，尚不得而知，但双方比较在乎一些事关颜面的字眼，却有资料证实。如据曾参与《南京条约》前期谈判的张喜的《抚夷日记》记载，清政府代表在收到英方所呈所拟条约条款后，“耆将军(指耆英)曰：‘战费、赎城等字具属不雅，须另换字样，’该夷不允。该夷言‘夷’字不美，嗣后望勿再用”。(35)
    《虎门条约》涉及的翻译问题较《南京条约》多。尤其是其中的增译问题较为严重。共计17条的中文官本正文中，有13条存在不同程度的增译。(36)增译字数达500余字，且多为意思完整的短语甚至句子。《虎门条约》的翻译问题在过去被提及的大概只有第13条和第17条，比如中文官本在第13条大幅增译了“但华民既经置货，必须用华船运载带回，其华船亦在香港请牌照出口，与在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各港口给牌赴香港者无异”以及“其余各省及粤、闽、江、浙四省内，如乍浦等处，均非互市之处，不准华商擅请牌照往来香港，仍责成九龙巡检会同英官，随时稽查通报”这两处英文官本中没有的文字，西方有人将此归咎于中方在《虎门条约》中做了手脚，历史学家费正清曾把第13条称为“著名条款”，(37)前述澳大利亚《商报》称《虎门条约》第17条为“最不幸的条款”，并称允许这一条文的存在，是英国全权公使的“致命疏忽”。(38)现在看来，应检视的远不止这两个条文。《虎门条约》的漏译也比较多，见表2。
    

    除上述所示各问题译例外，与《南京条约》中较为隐蔽的翻译问题类似，《虎门条约》中文官本也有一些这样的译例，即某些词语的概念表面上被翻译了出来，但准确意思却被模糊化。以第10条中的“cruizer”一词为例，它的意思本来是“巡航(洋)舰”，却均被译为“(英国)官船”；蹊跷的是，同是翻译cruizer一词，在译中国方面的船只时，又用“兵船”二字。
    依据《虎门条约》英文官本第10条，英国完全可以“正当”地在五港口“驻扎一艘英国巡航舰”(one English cruizer will be stationed)，而清政府，则完全可以依照这一条的中文官本来反对，因为中文官本载明的只是“英国官船”可在上述口岸湾泊。这一情形，可与因《南京条约》第2条翻译问题而起的“入城与反入城”冲突相提并论。
    《虎门条约》的中译本生效后不久，即被法国《辩论日报》(Journal des débats)指出中英版本有异，称英方译者受到中方贿赂，刻意译出不忠实的版本。(39)从上文的文本对照来看，其中文官本确实没有完全忠实于原文。联系老麦关于《南京条约》比《虎门条约》更有利于英国利益的评价，可知《虎门条约》于1858年被“作为废纸”，与中译本翻译问题过多或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