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明廷而言，诸种玉石中，不易得的是红黄玉。因为缺少红黄玉，惊动明朝的两个皇帝即嘉靖帝和万历帝。《明世宗实录》记，嘉靖十年（1531年）二月，嘉靖帝先是定方丘并朝日坛所用玉爵，各因其色诏户部觅红黄玉送御用监制造。户部多方购之不获，但得红黄玛瑙、水晶等石以进。嘉靖帝只好暂时充用，仍责求真玉。于是户部大臣说：“中国所用玉，大段出自西域于阗、天方诸国，及查节年贡牍，唯有浆水玉、菜玉、黑玉，并无红黄二色。且诸国俱接陕西边界，宜行彼处抚臣厚价访求。”诏可。(40) 但到了嘉靖十五年（1536年），边臣仍求不得。于是原任回回馆通事撒文秀说，二玉产在阿丹，去土鲁番西南二千里。需依宣德时下番事例，遣使赍重货往购之。因遣官下番非常例，不宜，令撒文秀边地访求。(41) 此事看来一直没有解决，至万历十五年（1587年）五月，陕西抚臣奉诏求红黄玉，遣人于天方国、土鲁番、撒马儿罕、哈密诸夷中购之，皆无产者。户部尚书状闻，万历帝说：“尔等仍多方求访，并行巡抚诸臣设法悬购，务求必得，以称朕礼神之意。”(42) 除红黄玉外，万历皇帝恐连回回青也不易得。万历二十年（1592年）六月，土鲁番王哈喇哈失贡献金刚钻、玉石、回回青等方物。礼部验回回青非真。(43) 万历二十四年闰八月，御用回青不足，命甘肃巡抚设法召买解进，以应烧造急用。(44) 万历四十二年二月，土鲁番夷使马黑麻等八名进献玉石、金刚钻、回回青等物。准进收宴赏，并回赐番王彩段六表里。(45) 回回青不足问题至此得到暂时解决。
    四
    在明朝建立的朝贡贸易体制中，明与西域诸地的玉石贸易制度只是其中之一，《明会典》载：“凡进金银器皿珍宝段疋之类，须同贡献之人验视明白，具写奏本，仍以器具装盛或黄袱封里，分拨馆夫一同贡献之人收管。先期一日，关填勘合，开报门单，次日早照进内府，于殿前丹陛等处陈设，一一交付长随内使收受。”(46) 《明会典》记载的这种贸易程序，我们可以通过嘉靖年间，明与天方国进贡使臣玉石贸易引发的朝臣纷争中得到验证。明人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对此记载较详，其过程可概括为：首先，进贡贸易使臣入关后，由陕西行都司派人护送至京，入主会同馆。礼部主客郎中负责审验，郎中不能视事，可由主事代理审验，由玉工验看，郎中后补验。验毕，抬进皇城赏房内安置。除题准进贡外，剩余玉石准在会同馆开市自卖。开市贸易后，由礼部主事督令官吏人等照例关防启程包箱，再由兵部派人护送回国。贸易使臣不服或有疑问可具番本进奏朝廷，内阁将其番本交鸿胪寺序班、通事翻译，译文抄行礼部，礼部将此番文与原题奏核查，上报皇帝。皇帝下诏审查。(47)
    明代西域进贡使臣多为贸易使臣，多为谋求高利的商人充任。因为要牟取高利，这些使臣在玉石贸易中采取了各种舞弊行为或不法行为。主要有：一、以次充好，好者待价而沽。成化十二年（1476年）吏部尚书商辂等上陈时事，指出：近年以来，朝廷货材多为下人侵耗，如哈密等处番人来京，俱带玉石。被细人诱引，先将次等者进贡，存留一等者在后，计嘱铺行人等，多估价值卖官，规取库藏银两。商辂提出的解决方法是敕甘肃等处巡抚等官，今后哈密诸番来京，带有玉石，责令通事谙晓玉石之人辨验等第。一等者计数封号，装盛送京，次等者许其量带盘费，其余悉令在彼货卖，不许一概带来，沿途扛运，应付艰难。(48) 但此法并不能解决问题，因为“各处使臣多习巧诈，往往交通馆夫及市人，不待礼部开市之期，预将违禁货物私卖”。(49) 二、累求加赏。这是西域贸易使臣经常使用的办法，多有成功。“西域夷使多贾胡，每入辄挟重赀与中国市，边吏利其贿，侵索多端，类取偿于朝。一或不当其直，则咆哮不止。”(50) 明廷为示柔远之德，多量加赏赐，以令回还。如嘉靖十二年（1533年）土鲁番及天方使臣，以其积余玉石、锉刀诸货，固求准贡物给赏。礼官不得已，以正德间例为请，许之。(51) 三、贿赂相关官员。诸番贡物至，边臣验上其籍，礼官为按籍给赐。籍所不载，许自行贸易。贡使既竣，即有余货，责令携归。愿入官者，礼官奏闻，给钞。这是常例。贸易使臣要从中谋高利，就贿赂相关官员。嘉靖四年，鸿胪寺通事胡仕绅上疏，自陈鲁迷等地使臣到京之初，备银二十五两向其馈送，以为见面之礼。遭其拒绝后，次日再送。(52) 胡仕绅拒贿可能还是一个典型。嘉靖初期，当时大多外夷通事以色目人担任，这些通事往往视西域夷人为亲，在京教其分外求讨，伴回则令其潜买禁物。(53) 这也使得使臣舞弊行为不易克服。更有明朝官员向贸易使臣索贿的。嘉靖十二年，镇守甘肃中官陈浩者，当番使入贡时，令家奴王洪多索名马、玉石诸物，使臣憾之。一日，遇洪于衢，即执诣官以证实其事。礼官言事关国体，须大有处分，以服远人之心。乃命三法司、锦衣卫及给事中各遣官一员赴甘肃按治，洪迄获罪。(54)
    玉石贸易中种种不端行为，其根源出在明朝自身。明朝以天朝大国自居，朝贡贸易实行厚往薄来的政策。一方面，外夷朝贡是效顺中国，毋屑与之较，应厚赐遣之，由此大大刺激了外夷（番商）追求厚利的胃口。另一方面，国力有限，对外夷朝贡日期次数以及贡品加以限制。对外夷进贡玉石等方物严加勘查，对外夷在京市货严加管理，从而导致进贡使臣的不满，并累上番本求讨不已，或与明朝官员勾结侵吞国库。例如，弘治十四年（1501年）提督会同馆礼部主事刘纲上奏说：“旧例夷人领赏之后，告欲贸易，听铺行人等持货入馆，开市五日，两平交易。而新例凡遇夷人开市，令宛平、大兴二县委官选送铺户入馆，铺户、夷人两不相投，其所卖者多非夷人所欲之物，乞俱仍旧为便。”(55) 又，嘉靖五年，天方国额麻都抗等八王各遣使贡玉石，主客郎中陈九川简退其粗恶者，使臣怨。通事胡士绅亦憾九川，因诈为使臣奏，词诬九川盗玉，坐下诏狱拷讯。尚书席书、给事中解一贯等论救，不听，竟戍边。(56)
    综上所述，明与西域玉石贸易是明朝对外贸易大宗之一。与唐宋时期玉石贸易相似，西域贸易使臣“将玉石运至中原，往往将质量上乘的卖与私商，以求厚利，作为贡物的却系次品”(57)。所不同的是，除卖与私商外，这些贸易使臣亦将质量上乘的玉石卖与内臣或大官。作为奢侈品的玉石，其种类变化有限，其价格虽有所升降，总体上还是稳定的。其贸易过程也典型地反映了明朝政治制度运行过程。明朝后期，国力衰弱，政治腐败，明朝皇帝欲得上乘玉石如红黄玉竟不可得，非不可得，是不能也。在西域诸地与明朝玉石贸易次数上，哈密、土鲁番占据一半还多，这充分显示了哈密、土鲁番在明朝陆上丝绸之路上所具有的特殊地位，而正德以后，土鲁番已取代哈密成为明朝通往西域的主要通道，这可从正德以后两地与明朝玉石贸易次数悬殊得到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