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有的陪嫁物品中，土地是比较特殊的嫁妆。说它特殊，一方面是由于陪送土地在许多地方既非人们的习惯做法，又不符合礼法规定，在嫁妆中并不常见；另一方面，土地的权属问题十分复杂，极易引发家庭矛盾和土地纠纷。尽管如此，清代仍有一些家庭将土地作为嫁妆陪送给女儿，即“奁田”。但是，女家在陪送奁田的同时，往往通过土地权属的分割、母家对于奁田权利的保留等做法，将土地权利尽量留存在宗族之内。因此，相对于其他的嫁妆而言，妇女对于奁田的权利具有不确定性和不完全性。
    一、“鬻产嫁女"与陪送奁田
    如果仔细研究清代各地方志，我们就会发现一个社会现象：有关人们“鬻产嫁女”的记载比比皆是。如湖南《兴宁县志》：“嫁女者，前此奁物不过日用布帛，富者侍婢、奁田；今则中等之家亦彼此相效为观美装。郎须寒暑衣服，女更倍之，绫缎远求京扬，珠翠争夸新样，一切器具备极精工，除婢女外，尚有奁钱数十千、数百千不等。富者即侈费，故绰有余裕，中户亦欲争夸，遂有典田鬻产以资奁仪者”①；福建《厦门志》：“妆奁，先期鼓乐迎送至男家，珠翠衣饰无论已，外如□字糖、福饼、绒花彩缯，动盈数十箧，谓不如是则见诮于人。在富者为所欲为，中户嫁一女费过半矣，甚有鬻产嫁女者，何其愚也”②；四川《威远县志》：“贫户或鬻产嫁女，不则翁姑、夫婿或以奁薄而轻其妇”③，等等。这些记载反映出清代婚嫁中的奢靡夸耀之风盛行，那些没有多余财产可供陪嫁、又碍于体面不愿“见诮于人”的家庭，只得典卖产业以嫁女。而他们所典卖的产业中，土地占到很大比例。这种行为使得许多家庭家道中落，甚有“因嫁一女竟至败产倾家，一蹶而不可复振”者[1]。以上资料会使我们产生这样一个疑问：与其鬻产嫁女使得家道衰落，为何不直接以田地作为嫁妆陪送给女儿？
    究其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
    第一、嫁妆的习惯构成和礼法限制。清代嫁妆的构成以衣物首饰和日用器具为主，按照家庭的贫富决定不同的陪嫁等次。如天津地区陪送嫁妆，最贫困者“仅备女子常用之物若干件而已”，随轿带至男家，“不遣人送”；稍有余力的家庭，“则十六抬或十二抬”，中等人家“大率为二十四抬或三十二抬”，富家“递加至百余抬不等”。④ “抬”中所置以衣物首饰、家具器物为主，并不涉及土地等资产。最具代表性的是杭州的嫁妆，共分为六个等次：“最简者曰‘四只头’，仅有衣箱四口，现在除清寒人家外，绝无仅有。其进一步者为‘赤脚两裙箱’，所谓‘赤脚两裙箱’者，系无榻床，无圆火炉，仅有裙箱两口而已。（‘裙箱’木制，门向上开，极呆笨。）其稍进一步者为‘两裙箱’，则有圆火炉，有榻床，有显被矣。（显被于发妆时置榻床上，大都绸绫，至少半条。）其又进一步者，则‘裙箱’之外，更有玻璃衣橱，但此种木材，均属椐木。其更进一步者，则为‘红木两裙箱’，是则全用红木所制者矣，显被之增加，从八条至十六条，有银桌面等位陪衬妆奁。其再进一步者，则为‘红木四裙箱’，显被多至二十条，银桌面增至二桌，衣橱亦随增之为四。穷奢极欲，无有止境。至乡间之最简陋者，则仅一桌四杌而已”。⑤ 从一桌四杌到“红木四裙箱”，体现出严格的等级界线，每个家庭可以根据自身的贫富，置办不同等次的嫁妆，但是，金银、土地等并不在陪送范围之内。即出于习惯的做法，人们很少使用金银、土地等物陪嫁，即使嫁妆中含有一定的金银、土地，也是在前两类物品（衣物首饰和日用器具）齐备的前提下另外陪送的。比如清初吴三桂嫁女时，除丰盛的奁具外，又“买田三千亩，大宅一区”作为女儿的嫁妆。⑥ 这是豪门富户的特例，并不具有普遍性，多数家庭没有陪送土地的习惯。如《合水县志》中明确指出：“力有者之妆奁，亦颇备具，特无以人畜、房田资送者”。⑦ 康熙朝状元彭定求的儿子彭正乾在分家时也说，彭氏家族从无陪送奁田的先例。⑧
    礼法规定也对嫁妆有着直接的影响。《周礼》：“嫁子娶妇，入币纯帛，无过五两”。这里的五两，并非金银，而是缁帛，“古者二端相向卷之，共为一两，五两共十端也。”⑨ 即嫁妆和聘礼皆不得超过五两缁帛，更不得使用其他物品。清代法令对于嫁妆虽无明确限制，但是规定：“汉人婚娶，纳采及成婚礼四品官以上，绸缎不得过八匹，金银首饰不得过八件，食品不得过十。五品以下官各减二，八品官以下有顶戴人员以上又各减二。军民人等，绸绢不得过四，果盒不得过四。其金银财礼，官民概不许用。至庶民妇女，有僭用冠帔补服大轿者禁，违者罪坐夫男。”⑩ 此法令虽然是针对男家纳采而言，其中的“其金银财礼，官民概不许用”对于女家陪嫁同样具有约束力，直接证明婚嫁中使用金银等物属于违背法规的行为。礼法的规定，一方面是为抑制婚娶中的奢靡之风，另一方面表达出聘礼和嫁妆的意义在于，男女两家在缔结姻亲时互送礼物给对方，以示尊敬和友好，达到“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的目的(11)。若在婚姻缔结中使用金银，无疑亵渎了这一神圣的使命。从这一角度来看，土地与金银同样违背礼法的规定和婚姻的大义，思想家陈确即明确指出：“聘之用黄白，非礼也”，“质产，尤非礼也”(12)，反对在婚姻中使用金银和田产。在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中，土地对于家庭而言比金银更为重要，它意味着人们的生活来源和生存之本：人们通过耕种土地获得粮食、维持生计；有盈余的家庭便设法买进土地，以扩充产业，即使城居的官员也往往积蓄俸禄，在家乡置卖土地，以为养老之需和留传后世子孙的财产(13)。拥有土地的多少成为判定家庭贫富的直接标准，只要家有土地，就被视为有产业，家庭就不至太贫乏。因此，家庭和宗族对于土地的重视程度大大超过金银，陪送土地尤其属于“非礼”行为。譬如在曲阜衍圣公孔府的田产转移记录中，“没有看到把田产作为女儿嫁奁的材料”，只有“婆媳之间的田产相互授受”。就是说，外姓女子嫁入孔府可以带来奁田，而孔氏宗族的女子出嫁绝不陪送奁田，带入孔府的奁田也只传给媳妇，不许授予女儿。“这种在女性中，田产传媳不传女的作法，同封建族谱上规定祭田不能卖与别家他姓具有同样功效，目的是使田产不致分散，维护其贵族封建门第。”(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