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开
    佃户池德受，年载租米陆石正
    年例田牲贰只，中旦壹席
    乾隆拾玖年柒月
    立字据父 弘庆（花押）
    代字舅公 德义（花押）
    （二）
    立嫁女妆奁字人郑茂炳，有名买过王湖田园壹宗，大小合共玖丘，抽出契内田壹丘，受种子壹分零壹毫三丝正，蕃薯种叁仟捌佰余种。东至宵太路，西至郑本田，南至郑本园，北至郑本田、吴田、埔仔乾，四至明白为界，交过李学官掌管收成，以为祀业之物，与房叔兄弟侄无干，亦无交加来历不明，保此田果系是郑茂炳大契内抽出作嫁女妆奁，日后子孙不得争讨。恐后来反心无凭，今欲有凭，苟立嫁女妆奁田业字壹纸，交过女婿李学官，付执存照。
    咸丰拾年二月
    立嫁女妆奁字人 郑茂炳
    代书人 自笔
    两张契约文书都是由出嫁女的父亲出名写立的，文书主要内容大致仍是说明陪嫁田地的土名、四界、来历、收益和租佃等情况。这两份文书与前文光绪十一年（1885）台湾的奁田契约，都属于《平坝县志》中所说的“特别契约”。有了这样的契约，说明女家将奁田的所有权（田底）和收益权（田面）一并转归女儿女婿，由他们负责“收租管业”。第一份契约中的奁田系他人典出的土地，今后原地主如何处置，也由女儿女婿交涉办理。这种形式的奁田将留传给女儿的子孙后代，母家不再收回。后一份文书还特地说明“日后子孙不得争讨”，以杜绝日后可能发生的纠纷。
    2、母家对于奁田的权利保留
    有学者认为，奁田属于分割产权：所有权在娘家，使用权在夫家。(31) 这种说法是不全面的，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奁田是一种特殊的土地转让形式：既区别于土地买卖，因为双方并不涉及金钱交易；又不属于土地的完全转移，因为即使母家写立契约，将土地所有权、收益权全部授予女儿，他们往往还会保留对于奁田某种权利。
    《清史稿·列女》记载：浙江桐乡濮氏女，“其父无子”，“万金悉畀女”，嫁妆中“田宅、奴婢、什物皆具”。但是，由于濮氏女违背母亲的意愿为父亲置妾生子，“母憾女，尽收田宅、奴婢、什物，驱就他舍，屏勿复相见”。濮氏女嫁妆中的奁田是否写立契约文书，今已无从考证，但无子家庭所陪送给女儿的土地一般是具有田底权的，如果只给女儿“田面”权，女儿死后母家亦无兄弟子侄可继承接管，相对于将土地留给其他亲戚，家庭更愿意把土地永久地赠送给女儿。尽管如此，濮母在一气之下仍可以将赠给女儿的所有奁产全部收回，其女“乃骤贫”。(32)
    《清稗类钞·婚姻类》记载了类似于濮氏女的事例：“香山郑家村，其始祖郑某，积产至数十万，年将七十，无子，仅一女，已嫁，不复作求嗣想，遂倾产与婿，欲依以终老，数年矣。一日，偕婿父散步郊外，忽外孙以饭熟请，郑以为唤己也，应之，而外孙以请其祖对。食已，因思竖子且如此，其余可知，遂决计他徙。而券契累累，均在婿手”，郑某于是用计将各类券契从女儿手中骗出，“启户遁”。(33)
    从以上两例可以看出，尽管母家将土地等产业陪送给女儿，仍然可以随时将其收回。这说明妇女对于奁产的所有权具有不确定性，如果她们的行为不符合母家要求--濮氏女为父纳妾、郑某外孙不尊敬外祖，都可能导致她们失去奁产。江苏松江一带陪送奁田的习惯则是，“须出嫁之女生有外孙，方将田单交与过户”(34)，如果没有生育男性后代，女家即有权将奁田收回。
    母家对于奁田的限制和干涉也在契约中体现得较为明显。如道光二十年（1815），四川巴县朱氏因女儿生下外孙陈庆美，特追赠奁田一份，并写立契约文书。文书中规定：地契上虽注以陈庆美之名，但必须存放在朱家，“其田业不准甥父子私当私卖，其租谷每年以一半给甥攻读用费，以一半存蚁家为甥男聘娶之需”。(35) 这里，朱氏购买土地的目的是作为奁田赠送给女儿，用来支付外孙的读书婚娶费用，地契上注明的土地所有人是外孙陈庆美。如此看来，土地的收益权、所有权都应属女儿的小家庭无疑。但是奁田契约明确规定，陈庆美父子不仅没有土地的完全所有权（不准私当私卖）、地契先要存放在朱家，而且对土地收益的使用亦有严格限制：一半给陈庆美读书，另一半为其婚娶费用（此部分亦存放朱家，婚娶前不得随意动用），不可将奁田收入用作其他花费。因此女儿家庭对土地的收益权也是不完全的。
    此外，即使女家没有对奁田做出任何规定或限制，当奁田出卖时，女氏宗族仍然具有对于奁田的优先购买权，这是土地交易中的惯例。上文酉英的子孙只能将奁田卖给其母家朱氏族人，就反映出女家对于奁田的此种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