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从元明以来，北京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几乎每当发生改朝换代的大变动，反映在居民社会结构上，也会出现某种新变化。元朝自建成大都城后，除将原居金中都民众迁入新城，同时进驻了大批蒙古贵族官员、扈卫亲军和眷属，以及为其服役的各色匠户与驱口。新的大都城内，汉人占有多数，但掌握政治权力的是蒙古上层，此外还有来自中亚和今新疆、西藏以及女真、高丽等各民族人士，形成一个极具民族色彩的都城。明初燕王朱棣经营北平，鉴于元末战乱和元朝残余势力率众北走，造成城市的残破空虚①，很早便着手注意招徕各地民众。及至他登上帝位，决心将都城由南京迁往北平后，在永乐年间曾多次动迁山西、山东、湖广、江南及京畿地区民人、工匠以充实京师，总计至少五六万户，若以五口为一户，就是二十五万到三十万口之间。②明初京师人口，在民族成分上不像元代丰富多彩，但因人们多来自别省各地，而且常常是整体性搬迁，至少在初期，反映在言语、生活习俗方面，仍保留着较明显的地域特色。上述两次人口结构变动，都出自官方的意志，目的是充实京师，且属徙窄就宽，所以不但对迁出地无大滋扰，而且安顿亦易，从而在相当程度上缓解了迁入者对故土的依恋，意义是积极的。
    清朝代替明朝后，在清初，京师也因大批外来人口进入而出现居民结构的变动，可不同的是统治者为了安插新来人群，不惜采取强制手段迫使原居者离开家园，而且是空城搬迁，从而引起矛盾，造成社会动荡。它与稍后实施的京畿圈地一样，属于清初弊政之列。
    一、统治者强制京师汉族官民迁离内城
    由多尔衮率领的八旗军队是顺治元年（1644）五月进抵燕京的，随即宣布定都于此，既然是定都，就得圈定住房，把随带的官兵安顿下来。六月，多尔衮发布谕令，凡“京城内官民房屋被圈者，皆免三年赋税，其中有与被圈房屋之人同居者，亦免一年”③。这次圈房，除了单独空院，另有相当部分是与原居者合住的，故对圈定人房屋的免税标准也不一样。到了九十月间，顺治帝福临由关外到抵京师，随同而来的，除盛京皇室贵族、八旗官兵及眷口外，还有大批仆役，几乎倾巢出动。这些人部分派驻京畿各州县，多数进入京师准备长驻守备。④同年十月，顺治帝福临在颁即位诏书中说：“京都兵民分城居住，原取两便，实不得已，其东中西三城官民，已经迁徙者，所有田地应纳租赋不拘坐落何处，概准蠲免三年，以顺治三年十二月终为止；其南北二城虽未迁徙而房屋被人分居者，所有田地，应纳租赋，不拘坐落何处，准免一年，以顺治元年十二月终为止。”⑤诏谕中提到东西南北中五城，指的是内城的区域划分，大致今长安街以南至宣武、崇文二门以北地，称南城。北城由东直门向西，经鼓楼再沿什刹海、积水潭北到德胜门、安定门内地区；中城沿皇城周围，北及北城界，南至南城界，东边沿今王府井大街、宽街逾西，西边沿今西单大街、西四大街、新街口大街逾东四周地。除此以外，朝阳、东直二门以西为东城，阜城、西直二门以东为西城⑥。这中间东中西三城是内城人户密集的繁华地区，多尔衮进城，官兵们首先相中的就是这块地方，早早地就圈占了。余下两城，特别是北城，不但居民多较穷困，住房条件亦差。因此暂时受到冷落，但仍属被圈范围之列。至于免赋之说，对城居多数人并无多大意义，因为他们中很多人从商，或干些和今人所说与服务业有关行当，以及卖文作吏为生者，真正在乡间拥有田产可以免赋受益的应是少数。因此对于众多居民而言，失去住房不只是失去栖身之处，可能还意味着失去谋身立业的机会。但统治者对圈房决定毫不放松，并积极付诸实施。顺治二年（1645）正月，孔子第六十五代孙衍圣公孔衍植由山东曲阜进京朝见新主子，发现他的那座世袭旧明时的赐第，亦归于圈封之列，为此孔衍植奏请朝廷免圈：
    前朝赐臣第一区，坐落中城小时雍坊太仆寺街，凡遇进京朝贺住居于此。昨大兵入城，其本坊房屋俱赡于东兵居住，惟臣府第荷蒙恩准特留。于去年十二月内赴京庆贺，见其周围群房墙壁闻系兵丁拆毁，今暂为备葺。忽于本月二十三日午时，有满洲官三员，口称工部官，赴臣寓要臣府第，臣不敢擅与，亦不敢不与。倘以臣之赐第在满洲之界，伏乞皇上敕下该管衙门，依照旧居规制另为恩赐一区，以便居住朝参，若以此第业蒙特留，恳天语颁给清字禁约，昭布永遵。顺治二年正月二十六日具奏。⑦
    中城是围着皇城核心地区，为八旗官兵圈房首选之地，奏疏中言“大兵入城，其本坊房屋俱赡于东兵居住”便是证明，不过在开初，孔家并未受到波及，可接着的情况就不妙了。先是周围群房院墙遭到拆毁，随后又有满洲官员以工部名义宣布准备接管，从而迫使孔衍植具奏上告。也许因为孔家的地位毕竟特别，而且朝廷刚刚宣布尊重儒学，优遇孔家后裔，赐第最后被保留了下来。然而由此联想，城中的许多旧明戚畹高官住宅就不会有此幸运了。《清史列传·希福传》中谈到顺治元年八月，大学士希福进城后，曾获赐第一所，他嫌位置欠佳，要求本旗（满洲正黄旗）固山额真（都统）谭泰更换遭拒。希福面质谭泰说：“尔为都统，即为我更拨一屋，有何不可而不能，尔诚衰迈矣。”⑧又《谭泰传》言：“谭泰尝乞公主园亭于图赖。”图赖，隶满洲镶黄旗，一等公，曾任本旗满洲都统（固山额真）。至公主园亭，当指旧明公主园苑。从这些片断的史料中，可见八旗上层在圈占京城房舍时的贪婪嘴脸。当然，他们索要的都是像孔家赐宅一类旧明贵戚高官们的精舍，而不是普通民居。
    顺治二年二月，山东道监察御史傅景星就京城等地圈房条奏称：“民房应给旗下者，当宽以限期，俟其搬移，始令旗下管业。”⑨接着，三年二月，朝廷谕兵部：“近闻京城内盗贼窃发，皆因汉人杂处旗下，五城御史巡捕营官难于巡察之故。嗣后投充满洲者，听随本主居住，未经投充，不得留居旗下，如违，并其主家治罪，工部疏于稽察，亦著议处。汉人居住地方，着巡捕营查缉；满洲居住地方，着满洲守夜官兵查缉。其迁移民居，工部仍限期速竣，勿得违怠。”⑩上引一个奏疏、一道诏谕，时间相隔一年，但反映问题是相连的，这就是在八旗官兵眷口而言，急于把城内汉官汉民迁走，可对于汉人，特别是下层民众只凭官府免赋口号，等于是毫无实惠的扫地出门，所以千方百计加以拖延，故有“汉人杂处旗下”之说。当然，也有些人出于为生存计，采用交出房屋的同时，把本人与家口一道投充主人，以奴仆的身份取得栖居之地。这与八旗于京畿圈地时，汉人带地投充多少有类似之处。不过带地投充，颇有部分原是拥地有佃户的地主，投充后有的可凭庄头的身份自居地主，还可仗恃八旗主人与官府抗衡，仍保留了相当的好处。但在京城，若因借屋投充，因原住所已属圈占之列，且投充者栖居主人屋檐之下，自我回旋的余地就不怎么大了。傅景星说的要宽以期限圈屋，就是希望当局能稍加权衡，待迁居民众确实有了新的居所，才能让旗下接管，目的也是为使那些既无居所和失去生计的原居民不致走投无路，铤而走险，造成“盗贼窃发”，社会难以安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