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汉官重返内城居住
    京师内城搬迁的完成，虽然增加了统治者的安全感，但同时遇到很多麻烦。首先是处理政事时，因住地阻隔，不能及时正确地得到汉官们的咨询，从而加大了施政成本。
    先说解决施政方面的困难。入关后，统治者面对的是地域广阔、人口众多的汉人地区，并早已建立起一套自上而下完整的行政统治体系。所谓“清承明制”，就是指在汉族统治区，政治体制基本上依据明代，而这恰恰是满族掌权者们所不熟悉的，必须仰仗明朝旧官，或汉官中有政治历练的人来协助运转。一般来说，日常政务处理，因六部和都察院等衙门都设在离前三门不远的大清门两旁，居住在外城的汉官可以利用城门启闭时间，到部院应值处理。但若遇重大机务需要内阁及时请旨，或皇帝急需内院（或内阁）传旨发办时，就难免会显得无奈。因为他们的办事地点都在紫禁城内，与外城距离遥远，一旦汉官下值，就无法赶办。顺治帝亲政后，重视效仿明制，提高内院（或内阁）地位，却因君臣相隔影响办事效率，矛盾更见显露，改变局面已势在必行。顺治九年（1652）正月，时任弘文院大学士的汉官陈名夏，以党附谭泰议罪解任。陈有才能，曾是参与内院机要的人物，故虽令解任，然仍给俸如故，并发隶正黄旗下，目的是为复任后移居内城提供方便。果然，次年四月，顺治帝命拨银1500两，“治宅皇城内”(19)，随补陈秘书院大学士职。(20)接着十一年（1654）二月，又“命内院大学士金之俊、吕宫等移家皇城东华门内，各赐宅一区”。(21)金是当年多尔衮率军到临燕京时，最早出城迎迓的汉官之一，顺治十年授国史院大学士，后改中和殿大学士，被顺治帝视为“欲皓首相依，不忍离”的人。(22)吕宫，顺治四年状元，十年升授弘文院大学士。后因多病，屡次辞官，但被一再慰留，诏称他是国家“辅弼之臣”。(23)顺治时，赐宅移居皇城的汉官，都是内院或后改内阁的大学士，他们差不多都担任过部院一级官，熟悉朝廷政治机制行运，能保持内廷和外朝乃至地方各衙门正常沟通。清初，一些军国大事均把持于由满洲贵族大臣组成的议政王大臣身上，他们轻视皇权，损害乃至排斥汉官权益。在此情况下，皇帝的举动，对于提高自身权力，适当缓和满汉矛盾，稳定时局，应该是有好处的。
    因政治需要，在康熙时期，奉诏迁入皇城居住的差不多都是入值南书房的词臣。南书房位于紫禁城内乾清宫南庑西南角，原是皇帝与翰林院词臣研讨学问、吟诗作画的场所。因地处机密，当康熙帝与他们接触中，发现颇有些人思路清晰，办事缜密稳妥，便设想选择其中可信者，早夕侍奉，以备咨询政事、起草诏旨用。首先被选的是张英。十六年十月，他以翰林院侍讲学士的身份出任南书房行走，又以“伊等在外城，宣诏难以即至，着于城内拨给闲房，在内侍从”(24)，寻赐第西安门内。随后又有高士奇、朱彝尊、励杜讷、朱汉雯、蒋扬孙、查昇、程文彝、蔡升元、蒋廷锡等人，亦多以翰林院官入值南书房而获得赐第。(25)这些赐第的位置，除前述西安门内（也有作西华门外的），还有像朱彝尊在黄瓦门东（沙滩附近），励杜讷在地安门，程文彝在西华门外北池子（地安门东夹道），蒋廷锡在西华门外蚕池西等，均与内廷相距不远。
    如果说，开初的赐第都限于紫禁城外、皇城以内的范围，对象先是内院或内阁大学士，随后以翰林院词臣为众，那么自康熙晚期起，入住内城汉官的范围更有扩大之势，居地亦不只在皇城。像李光地，康熙九年（1670）进士，在朝历任部院官，以“居官甚好，才品俱优”授文渊阁大学士。(26)他的寓所一度安排在西城太平湖附近的中街（曾住外城西珠市口）；朱轼，康熙三十三年（1694）进士，雍正元年（1723）以部院官入值南书房，后为文华殿大学士，他的赐第在地安门外；史贻直，康熙三十九年（1700）进士，雍正元年在南书房行走，官至文渊阁大学士，赐宅西城护国寺；彭启丰，雍正元年进士，入南书房，历任部院官，居阜成门内麻线胡同；汪由敦，雍正二年（1724）进士，入值上书房，充军机处行走，官至文渊阁大学士，赐第阜成门大街，后又迁居东城汪家胡同（东四十三条）；刘统勋，雍正二年进士，入值南书房，上书房总师傅，命任军机处行走，官至东阁大学士，赐第于东四牌楼；蒋溥，雍正八年进士，先后在上书房、军机处行走，官至协办大学士，赐第德胜门南李广桥左；刘纶，乾隆元年（1736）举博学鸿词科，入值南书房，任军机处行走，官至文渊阁大学士，赐第阜成门大街；于敏中，乾隆二年状元，入值上书房，上书房总师傅，命在军机处行走，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居于护国寺近旁兴化寺街；裘曰修，乾隆四年进士，先后在南书房、军机处行走，官至工部尚书，赐第东城石虎胡同；王际华，乾隆十年探花，官至户部尚书，赐宅于护国寺；梁国治，乾隆十三年状元，任军机处行走，入值南书房，官至东阁大学士，赐第拜斗殿；钱载，乾隆十七年进士，官至礼部左侍郎，赐第李广桥；董浩，乾隆二十八年（1763）进士，入值南书房，四十四年（1779）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赐第西直门新街口。按规制，赐第属官房，罢官后即需交还。康熙四十年（1701），张英乞休还乡，临走前奏请交还内城赐第，得谕：“此屋即赐卿两子居，联见卿子，如见卿也。”雍正元年五月，因不慎，张的西安门内赐第毁于火灾，新皇帝又命内务府总管大臣查明于旧第东一里许，再赐宅一所。这些都属于朝廷特恩。(27)再如城内护国寺原赐张廷玉宅院，后改赐史贻直，乾隆二十八年史病故，又将居地转赐王际华，(28)说明赐宅可由朝廷一再转换。关于皇帝赐宅与汉大臣的原因，一度袭封礼亲王爵的昭梿曾有此解释：
    定制，汉员皆侨寓南城外，地势湫隘，凡赁屋时，皆高其值，京官咸以为苦。又聚集一方，人情諈诿，势所不免。列圣咸知其弊，故汉阁臣多有赐第内城者。(29)
    按照昭梿的说法，朝廷赐第内城，一是照顾汉官生活困难；再是怕汉官麇集一起发生相互请托、乃至结党，做出有碍朝廷之事，预作一定的政治防范。当然无论是施善拉拢，或防患于未然，都是出于统治者的利益，而且即使是善意让汉官享受荣耀，亦所得有限，因为赏赐的只是居住权，而不是所有权。
    真正标志汉官或汉人入居内城的，应是由其个人意志主导，不受阻扰地租房或买房居住，这至少在乾隆初已经出现。东皇城外偏北弓弦胡同有称半亩园的院子，顺康之际，归贾汉复所有。贾是正蓝汉军旗人，曾出任过河南、陕西巡抚。乾隆初，此院由员外郎杨韩庵所得，此后又多次转手。(30)这种转手，当指相互买卖或租赁。又，《述庵先生年谱》说，王昶在京师就官时，先居于外城教子胡同和烂面胡同，乾隆四十四年（1779）迁至东城西堂子胡同，随后因放外官，弃租。迨五十四年（1789）授刑部右侍郎返京，“时京城买宅甚贵，江西粮道陈嵩山兰森为大学士桂林陈文勤公孙，云有故第在内城勾栏胡同，可居，遂寓焉”。(31)按：文勤当系文恭之误，指乾隆时曾在多个省份出任督抚、二十八年返京迁尚书授东阁大学士的陈弘谋。陈兰森是弘谋的孙子，文中说的勾栏胡同，位于东城南小街史家胡同北。如此说来，王昶两次进京，都在内城租房而居。另如谢墉，乾隆十七年进士，官至吏部左侍郎，居正阳门内西城根；(32)刘鐶之，乾隆四十四年进士，嘉庆时任尚书等官，居于内城某地；(33)汤金钊，嘉庆四年（1799）进士，原寓长安街中街，任国子监祭酒时再迁地安门外文昌宫；(34)谢、刘、汤等人的居所，亦不属于官家所赐。类似情况，此后见到的就更多了，如阮元，嘉庆十六、十七年间，曾一度“赁屋于西城阜成门之上岗”(35)。大学士彭启丰曾孙蕴章，道光十五年（1835）进士，早先曾多次迁居，待迁文渊阁大学士后，乃于咸丰九年（1859）移居阜成门内马市街小麻线胡同。(36)道光初年起“入值南书房，荐擢正卿，屡司文柄”的许乃普，则居于西城石老娘胡同。(37)再像曾任太常侍等官的蒋祥稚，早先在京师也频繁地搬家，道光元年（1821）寓内城游击胡同（圆恩寺附近尤家胡同），其子蒋立墉，道光十三年任翰林院学士，析居内城西铁匠胡同(38)；曾国藩，道光二十四年移寓前门内碾儿胡同(39)；徐会沣（曾任兵部、工部尚书），居西四牌楼；张之洞住所在什刹海南白米斜街；左宗棠僦居东安门内；曾殉庚子之役的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则居于东城锡拉胡同。(40)以上只是笔者经眼的例子，而且愈到后期，入居内城的汉官也更多，有的还一迁再迁。尽管他们的迁居，主要为了入朝或到衙门办事方便，但从开始规定诸凡汉官一律迁往外城，到随后用朝廷赐第方式解决咨询需求，至再后来，只要汉官需要，便可不受限制迁入内城居住，说明初期满汉居住方面的隔离政策，已无法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