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雍正帝自弭平青海动乱，再次遣兵入藏协防以来，一直忧虑罗布藏丹津不甘心丢掉卫藏，准噶尔也有可能再一次伺机袭据藏地，他对罗布藏丹津与达赖喇嘛家族以及拉萨一些僧俗上层相互间复杂的姻戚关系也逐渐有所了解，对西藏某些掌权人物开始有了戒心。周瑛虽然已驻藏二载，自云“对地方事宜靡不细心体访”，所说，对拉藏汗遗留在西藏地方的蒙古兵及平罗布藏丹津之乱后来归的蒙古各部，应令其返回原牧，或移牧达木，听康济鼐调遣等，不无道理。但如对康济鼐与阿尔布巴的具体分工，对巴尔喀木地带的界址和归属问题，都已经是朝廷议妥的问题，周瑛竟然将个人不同意见以密折奏闻，且言辞中显露偏袒阿尔布巴、隆布鼐、达赖之父的倾向，所以皇帝对他的建议不予采纳。
    另外，在雍正元年到三年间，任川陕总督的年羹尧也曾建议以康济鼐驻扎招地（指拉萨）。雍正虽觉有理，但指出康原驻的阿里地方，亦甚紧要，所以坚持康济鼐仍兼两处行走，并令年羹尧再妥议奏复。最后，年羹尧遵旨请求命康济鼐于招地方与阿里地方两处来往，“若康济鼐往阿里地方，其招地方事务即著贝子阿尔布巴总领办理”。（注：《清实录藏族史料》（一），雍正三年三月辛丑条，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这说明雍正三年十一月这个总理、协理的安排是上下反复讨论后的决定，当时朝廷对阿尔布巴还是比较信任的。年羹尧在三年四月失宠，调离原职，由岳钟琪任川陕总督，同年十二月，岳提出勘查四川、云南、西藏的分界，朝廷即令副都统宗室鄂齐、学士班第、扎萨克大喇嘛格勒克绰尔济会同已升为四川提督的周瑛，详细办理。上引周瑛的奏折即在这时上呈。鄂齐在会勘省界后即入藏宣旨。雍正五年初，议政王大臣等议复：据去过西藏的副都统鄂齐奏，“（西藏）首领办事之人，互相不睦，每每见于辞色。达赖喇嘛虽甚聪敏，但年纪尚幼，未免有偏向伊父索诺木达尔扎之处。康济鼐为人甚好，但恃伊勋绩，轻视众噶隆（伦），为众所恨”。“索诺木达尔扎（阿尔布巴之母舅）因娶隆布奈（鼐）二女（为妾），三人合为一党。若调唆达赖喇嘛与康济鼐不睦，必至争竞生事。再，噶隆甚多，反增繁扰……应将（隆布鼐、札尔鼐）此二人以噶隆原衔解任，则阿尔布巴无人协助，自然势孤……请降训旨，晓谕达赖喇嘛、康济鼐、阿尔布巴等和衷办事。”雍正降旨：“著内阁学士僧格、副都统马喇差往达赖喇嘛处，各赏银一千两。”（注：《清实录藏族史料》（一），雍正五年正月丁巳条。）
    雍正关于西藏首领办事之人互相不睦的重要消息还来源于岳钟琪。
    岳钟琪自雍正三年继任川陕总督，一直被视为治理西南藏族地区的能手，他在雍正四年即派参将王刚扈卫钦差鄂齐入藏，于四月初三日由打箭炉（康定）出发，经理塘、巴塘、乍丫、昌都，六月二十二日抵前藏，王且于七月初七日到后藏，谒见班禅喇嘛。八月初三日离藏，在藏约四十六天。下面是王刚的观察和意见：
    细看藏内办事诸人，康济鼐公直不要钱，番民畏服，但恃功自大，是其所短。至阿尔布巴等，待人和好，一味取悦同事，然皆性贪要钱，番民多不畏惧。察其情状，阿尔布巴等与康济鼐貌似相和，然未免与隆巴奈等诸人相联一气，而康济鼐则孑然孤立者也。再初到藏时，达赖喇嘛之父索诺木达尔扎要与康济鼐一同赴京叩谢圣主，及至颁赏降旨之后（即指分权、勘界、分地各节），彼即推病不出，亦不赴京，似有不惬意处。至康济鼐进京之说，缘众议往返路远，万一谆（准）噶尔有信，一时照应不及，故不敢擅离。
    参将王刚是没有资格给皇帝上密折的，由岳钟琪转呈他口谈的这些情况基本符合钦差副都统宗室鄂奇的奏报，引起雍正极大的不安，从而在岳钟琪这件雍正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奏折上加了大段朱批，全部说出了他对西藏局势的看法。朱批说：
    朕想西藏事只觉不甚妥协。索诺木达尔扎，此人不好，况是剌嘛（喇嘛）之父，他不肯闲享福，便难错（措）置矣。彼唐屋特人（唐古特人，即藏人）皆一气，而皆贪婪，信不得。康济鼐虽一片公忠，未免是外人孤立，今朕信用荣任，伊等未免心寒。……若令人监住西藏，非善策，亦不能得其人，据情理亦当不得人，所以为西藏一事，朕甚忧之。西藏甚要紧。想策妄（指准噶尔首领策妄阿喇布坦）若不肯歇，仍在西藏着意，其他不能动。况又有罗卜（布）藏丹尽（津）在彼，阿尔布巴等若少有或畏或疑，或不遂意处，自然亦投寻此一着。此事当预为留心。（注：以上均见《岳钟琪奏差员自藏返抵西安禀报西藏详情折》（雍正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2），第374页。）
    在这段之后，雍正还要岳钟琪预为筹划，详悉熟思，“徐徐随便奏来”。看来，清政府对西藏事变即将爆发这一点，还是估计得很不够的。
    于是鄂、岳的奏折，经中枢研究后才决定再次派出僧格、马喇两名官员到达赖喇嘛身边，这就迫使拉萨几个主谋不得不赶紧决定下一步该如何应付这一被动局面了。
    雍正五年六月十八日（1727年8月5日）康济鼐被阿尔布巴等人谋害，颇罗鼐当时不在拉萨，幸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