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云此事关系重大，已召岳钟琪亲身来京，面同计议，现在先将此意密行寄知，将来可能要派陕西兵、四川兵、云南兵，亦著岳钟琪自行定夺，分别知会等等。
    紧接着，各方奏报陆续到达，以当时交通不便言，都是一二个月后的事情了。值得指出的是，无论前藏的阿尔布巴或后藏的颇罗鼐都控诉对方，表示效忠朝廷，并指控对方私通准噶尔，有书信为凭等等。
    到案情进一步明朗，前、后藏火并已经展开，朝廷应当迅速决策的时候，岳钟琪有一个处理西藏事态的上、中、下三策的密折上奏，大概不外于前面所说的雍正召岳钟琪来京面议的内容。
    首先，岳钟琪认为前藏阿尔布巴等仇杀康济鼐，如果仅仅是出于猜疑不睦，似不应要将后藏颇罗鼐等俱行残害。他认为这明明是阿尔布巴等想一举杀尽异己的“悖逆”行为。又说，据闻唐古特（西藏地方）往往发生蛊惑害人的事，但这次是“彰明较著而杀人于大庭广众之事”，（指杀害康济鼐于大昭寺前议事室及抄康济鼐家，杀其妻及亲信多人事），“若非受人指示，意有所恃，亦断不敢狂悖如此”。（注：《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32册，第257-258页。）
    根据他对这次事变的初步认识，和朝廷尚未搞清全部案情的困境，提出上、中、下三策，以供选择。
    （1）先指出阿尔布巴等人背后有人“指示”，这人指谁？他指的就是达赖喇嘛之父索诺木达尔扎。他说：索诺木达尔扎是阿尔布巴的母舅，到拉萨后又纳前藏贵族隆布鼐之二女为妾，成为亲家，同时与被官军击败投奔准噶尔的罗布藏丹津也有翁婿之谊。此人以达赖喇嘛之父的地位，乘达赖年幼，同这些握权的政要互相接纳，内外勾连，来“指示”这场事变，是不问可知的了。如果朝廷不加惩创，恐怕与准噶尔勾结日深，大为边患。莫如仍遵前旨，将陕西、川、滇满汉兵马，于明年（雍正六年）青草生时两路并进，将达赖喇嘛移往内地。西藏地方另行料理，以一劳永逸。
    不过朝中有人惟恐阿尔布巴等会挟持达赖喇嘛逃奔准噶尔。他指出到当时为止，还看不出准噶尔有明显帮助阿尔布巴等的迹象，纵使阿尔布巴等有此意，但达赖喇嘛及属下喇嘛头人番众未必肯抛弃故土。即使阿尔布巴等果将达赖喇嘛挟逃，可先安定西藏，分兵驻扎；再选官兵由噶斯、阿尔泰、巴里坤三路正面并攻准噶尔；再分驻藏之兵，由逆众等挟逃之路，暗袭其后。此为上策。
    （2）如这次乱事，只是几个西藏噶伦之间的一场仇杀，应该等准噶尔有明显挑拨帮凶情形，然后再大彰讨伐。惟恐他们“暗相交接，使西藏之地，名为归附天朝，反为他人心腹，与我沿边地方，大有关系”。如若这次“颇罗鼐果被杀害，则事权皆归阿尔布巴等管理，西藏尚数安静。若颇罗鼐未被杀害，自必以报仇为名，召集后藏阿里之兵，互相仇杀，残害藏地人民，更属紧要”。所以一定要等到准噶尔露有形迹，然后进剿。这是中策。
    （3）西藏虽已附内地，但究属番人番地，这次噶伦彼此仇杀，可以“番例”论之，亦无甚关系。“且达赖喇嘛将康济鼐被杀情由，已曾恳切具奏。”（注：当指雍正五年八月三十日马喇、僧格密折，后详。）即可明白敕谕达赖喇嘛，令其另选噶伦，将阿尔布巴、隆布鼐革去职衔，姑念藏地，不知国法，免其治罪，似亦无伤国体。但恐索诺木达尔扎、阿尔布巴等不知感恩，益逞骄狂之气；更恐与准噶尔及青海人等固结日深，滋患愈大。所以若不加惩创，而就番例完结，实为下策。
    当然这些都是供清政府在案情尚未全盘查明时可选择的措施。但有一点十分明确，就是准噶尔是否曾在这里插手。这是问题的关键。前藏的阿尔布巴和后藏的颇罗鼐虽互相指责对方，然而蒙藏两族的政教关系，可以一直上溯到13世纪（元代），碍难一时断绝，不能轻信其必无。如果这只是前、后藏噶伦之争，清政府认为就无关大局，等明年进兵亦不为晚了。
    关于雍正决意派兵进藏，他自己承认有过几次反复。在他给亲信云南总督鄂尔泰五年十一月十一日奏折上的大段朱批，说得相当透彻。下面只选一节：
    ……凡天下事不可预料，只可随时相机办理耳。西藏、谆（准）噶儿（尔）之事，比不得安南、鄂洛素（俄罗斯）海外诸国，四十八旗、西海、哈儿喀（喀尔喀）等众蒙古人心系焉，虽在数千里之外而实为肘腋之患。谆（准）噶儿（尔）事一日不靖，西藏事一日不妥，西藏料理不能妥协，众蒙古心怀疑贰。此二处实为国家隐忧，社稷生民优戚系焉。所以圣祖明见事之始末利害，立意減取谆（准）噶儿（尔）。安定西藏者，圣知灼见，不得已必应举者也。前西藏事一出，朕即欲述先志（述先父圣祖之志），乃初次之谕也。及后虑及挟喇嘛奔往谆（准）噶儿（尔），恐不万全，故有暂安谆（准）噶儿（尔）、唐古忒（藏族人）之心，以图他日机宜，有二次止兵之谕。不料后藏婆（颇）罗鼐者为康济鼐复仇，一面整兵讨阿布巴（阿尔布巴），一面密遣人奏闻请兵问逆，目下两人相拒矣。若如此，则挟喇嘛之生路已阻，而师出有名（指朝廷出师有名），乃上苍所赐之机宜也，所以有三次复备兵之旨。策妄阿拉布坦（准噶尔首领）已故，其子噶尔丹策凌使人来奏闻，来意虽恭顺，而辞气甚傲慢无理。……朕意已定，前者令岳钟琪来详悉面商，借此上天所赐机会明岁定藏。唐古忒既势分为二，人情不划一，而谆（准）噶儿（尔）又现使人在此，未有一面构衅助西藏之理，亦赶不及，而藏事料易清楚矣。今拟向噶尔丹策凌索取罗卜（布）藏丹尽（津），料必不与。己酉年（雍正七年）命两路整大兵勒取，相机声罪致讨，必灭此而后朝食，则我国家内外可望永远安静矣。此一大事，已备细筹划，唯怡亲王、岳钟琪、张廷玉等数人知焉，其他廷臣皆未觉也，卿可密之。一切兵马粮饷屯守进取之策，已筹划万全，总仰赖上苍照鉴、圣祖慈佑。此举虽不敢言操必胜，大概可保万全无虞。……总言，此一部落（指准噶尔），所关甚巨。若言不能取，因循时日，再令伊从容将伊后边一带敌国哈斯哈克（哈萨克）、图儿虎尔诸国渐次收服，再添羽翼，若一向我，恐众蒙古情形未必能如今日矣。……朕元、二年撤兵之意，令彼（准噶尔）疑畏，必不敢动。待休养士卒、训练精锐、钱粮充裕时，务此大举也。今幸上天慈恩，海内粗安，朕元年户部只存一千七百余万钱粮，近五年冬至五千万矣。皆上苍赐佑、圣主垂恩所致。定意动千万钱粮料理此事，务令士将饱腾，欢欣踊跃，有机进取，否则平安旋凯。（注：《鄂尔泰奏遵旨停止进军西藏并复陈安藏之策折》（雍正五年十一月十一日），《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2），第395-3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