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刘河的疏浚，实际上即是将朱泾“变枝为干”，[20]将其由支河升级为干河，因为在经费不足、民力有限的情况下，只有分清主次，重点开河，才不至于“诸役并兴”，“一河无成”。[21]这就是在纷纷争浚而经费不足的条件下，“变干为支”的“专浚”策略。而陆世仪所列举的“奏请酌议、查覆勘报之劳，命官设吏之烦，牵制掣肘、营谋派扰之弊”，恰好精辟地概括了明后期高乡开浦和占佃并行、全面疏浚干支河道难以实行的原因。在陆世仪之前，崇祯《太仓州志》撰者张采，曾详细列举了导致明末太仓水利“疏浚不讲，积重难返”的七项弊端：“向者漕期犹缓，农隙开河，春初告罢，今自冬徂春，惟漕是视，则力迫，一也；向者壅遏未甚，易可通流。今经久几成平陆，则工重，二也；向者额设导河夫银，每浚干河，官给工本，今计亩均任，兼粮额岁增，水旱风虫无间，则资竭，三也；向者工有次第，程视缓急，今诸河尽郁，争持莫让，每以筑舍致寝，则议分，四也；向者河道深阔，难容蒿苇，今职销圩者，以升科为事，寸滩毕税，水道举为区亩，则积侵，五也；向者绅钤数少，优免悉遵会典，今且数倍，又尽户蠲豁，小民田满数亩即开河盈丈，则贻累，六也；向者治河必简贤能，今专委倅贰，年例有陋规，临河有供应，余段有隐卖，完工有席程，其他车夫小甲之类，俱贿是问，倅贰又转委仓巡，自掩多差，皂快相吓，则杂蠹，七也。凡七弊，牢结莫解，致畏难工堕。”[22]豪户占佃升科，优免徭役，是水利派浚尤其是支河派浚的首要困难，对于地方官吏来说，只要保证税收足额即可，于是利用升科的“潜规则”默许豪民占河为田，私相授受。
    明后期地方疏浚河道的经费运用规则，一般是“干河开凿，必用公糈，枝河则照田分派”。然而，由于“塘长之弊规”、“下役之需索”，[23]在没有充足的公帑经费、摊派机制不公平的条件下，权势规避，普通民户谈浚色变，均不愿出夫。官方主持的开浚，通常也只能专浚干河，而且常常必须由高官大员出马，方能节制调动地方官民。康熙《昆山县续志》的撰者洞悉了明后期以来治水的关节要害，认为昆山田土“西北常苦潦，东南常苦旱。低乡宜高筑岸塍以防水，高乡宜深浚干河以通水。然董治之法，惟在良有司，而兴大利、除大害，则在诸大臣”。[24]用兴大利、除大害以及委大臣来形容明后期的治水事业，实不为过。16世纪后，大员专浚干河逐渐成为高乡水利兴事的一种形式。
    在“争浚”中专浚干河，仅仅是明后期高乡水利运作的一个面相，当时更为普遍的现象是州县官民不究水利。导致这种“冷漠”态度的出现，主要有两个因素，一是棉作兴起后，灌溉需求不再强烈；二是州县互不协同。
    高乡植棉的发展并非始于明代，而大规模的棉作则是明中期东北港浦淤塞、高乡灌溉渐失的情形下出现的。[25]棉植对于上级官府和高乡地方都有裨益，既保国课，又纾民困，以棉业作为明中叶后高乡的开发主流，有皆大欢喜之效。因此，高乡棉植的热潮，不仅是水利荒废的无奈之举，也是实现赋役折征、平衡钱粮征收的主动举措，甚至可以说是全面减轻嘉靖均粮改革后赋役负担的必由之路。正如崇祯《太仓州志》所言：“州地未必不宜稻，承佃人偏种棉花，今米价腾贵，田主强责佃种稻，又惜工本，不倡率开河，小民戽水实难，且河道一塞，无水可戽，再泄泄数年后，将不知所底。”[26]可见作物的选择也受市场影响，米贵之年，易花为稻也曾有之，然而在河道淤塞的情况下，水稻灌溉较为困难。在太仓州境内，实际上还存在着小农作区间的差异。大体分区是，“西北种稻，东南种棉”，植棉之处有许多地方地瘠土旱，港浦无泄。在夏季台风登陆之时，排水则面临困境，对棉作造成较大损失。[27]在棉作区中，又有一些地方“棉稻相代，地力未竭”，而在一些冈身地带，民人则岁岁种棉，面临着土地肥力下降，棉花减产的难题。[28]无论如何，在明末棉花已成为最适合高乡水土环境的作物，被广为种植。在棉作大兴的时期，不究高低水利，不用湖水通港浦灌溉，也就成为必然的态度。在州境东南瀂漕一带的居民只用潮汐灌溉，不愿出夫疏浚支河，通潮支河的河床不断淤高，进一步限制了干河的泄水。[29]
    瀂漕一带不究水利，还属于州境内农田水利的利益矛盾，明末高乡不究水利的另一种矛盾，则是政区间的互不协作。据顺治十二年(1655年)太仓人王挺回顾：“自刘河塞，而娄产为石田。长、昆诸境无所宣泄。当事请浚，下部酌议。然欲发官帑，则公家无十年之积，欲商协济，则旁郡多扞格之艰。欲议责成，则特设官吏，反滋驿骚之。所谓筑舍道旁，三年不成者。”[30]正是由于在高低水利分离状况下政区间协作对于水利整治的重要性，治水官员需要有专门的节制之权，嘉靖年间南京兵部尚书凌云翼曾上疏建言，东南水利须设御史专管，尽管时局维艰，多一事不如省一事，添一官不如少一官，但东南水利尤为重要，以巡按都御使或兵备副使兼理都难以胜任，须设御史专管方可奏效。[31]17世纪后高低乡水利事业通常须任大员统筹专责，理由也不外乎上述。在明代后期，高低政区之间，甚至单个政区中水利的统筹其实一直乏力，唯一差强人意而令后世追思不已的，是万历年间昙花一现的常熟治水。
    三、常熟治水的昙花一现
    与太仓、嘉定、上海这些辖境全为高乡的州县相比，常熟县是一个境内高低地貌参半的县份。经过12世纪至15世纪高低乡水利格局的演变，在东北港浦淤塞的普遍趋势下，常熟水利同时面临着前述昆山、太仓所出现的不利局面--高低水利分离。常熟境内的白茆塘在宋元时期吴淞江渐淤、东北水系发育的过程中，逐渐成长为一条通海大港，在明前期和中期历次大的浚河过程中，都得到官方的重视。然而，白茆在明中叶也面临着与其他东北港浦相同的困境。弘治《常熟县志》的《水利志》中特别列出一项“白茆港利益”，叙述元末以来白茆港的发育状况以及成化以后逐渐壅塞的过程。[32]白茆港的淤塞与刘家港、七浦港等相似，浑潮涌入，清水不足是主要原因。其中，清水不足又主要与上游围垦加剧有关，官至右副都御史、常熟人徐恪(1441-1516年)曾就此论曰：“是以塘水湍急，潮沙往来，汹涌迅激，遂致深阔而汨荡，注泄益以通利。百年之间，苏常地方旱涝大有所赖。今四五十年来，鲇鱼口与昆承湖俱被豪家杂种，茭芦渐满，而淤泥渐积。淤泥既积，乃围圩成田，以碍水利。由是塘与湖隔绝不通。昔日注泄之利不复可得。”[23]
    昆成湖的围垦阻碍湖水注泄，打破了白茆湖水与潮水的平衡，使得潮沙容易在高乡河段淤塞。弘治年间，朝廷虽遣工部侍郎徐贯等大员治理白茆，但这些工程大都治标不治本。[34]嘉靖《常熟县志》的纂者常熟人邓韍认为，治水官员兴大役浚河之后，往往居功奏绩，以为可以一劳永逸，而没有在浚河时防止泥沙堆积壅入高乡港口，平常也没有严禁上游围田、下游置闸挡潮，以维持疏浚的成果，所以导致前功尽弃。[35]嘉靖以后，李充嗣、林文沛、海瑞等大员都曾调动数州县之财力民夫，克服行政阻碍，大浚白茆，然而成效均未能持久。万历年间，在巡江御史林应训用相对较少的浚河经费换取了20余年的安流之后，常熟县令邓炳、段然、耿橘先后于万历十五年(1587年)、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万历三十二年至三十四年(1604-1606年)还在县境内主持了一些支河的疏浚工程。其中，耿橘先后疏浚了福山塘、奚浦、三丈浦、盐铁塘、湖漕塘、横沥塘、李墓塘、贵泾、横浦等支河。至于白茆塘的疏浚，由于常熟地方缙绅势力的阻挠而未能成功。[36]万历以后推重耿侯治水者甚众，耿橘治水的成就，主要不在于其具体的治水工程，而在于其系统地总结了浚河和筑圩的技术方法，并阐述了在明初所制定的里甲系统运作失效以后，如何在新的赋役制度和乡村秩序中筹备水利经费，还推进了水利荒政的改革。苏州府认为，耿橘治水所总结的这些内容十分完备切实，促其编成《常熟水利全书》，督令各县参其规式治水，这就使得耿橘的常熟治水得以流传久远，后世的一些方志撰者甚至将《常熟县水利全书》与郏氏水论相提并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