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蒙古的开市需求与长城内外的商业联系
    关于蒙古要求通贡、遭到明朝拒绝和限制导致其不断攻掠边塞，最终造成“北虏”问题的严重，学界已有不少研究。论者也敏锐地发现，在是否同意与蒙古通贡开市的激烈争辩中，边塞守臣大多持赞同的态度，而朝中官员却大多反对。(23)最后经由明蒙双方的努力，最终达成“隆庆和议”，此一事件得到学界的充分肯定，应已成为毋庸置疑的定论。
    本文意欲提示的是，第一，蒙古的通贡开市需求可能并不只是简单地满足草原上一些资源的匮乏，也可能是为了重新开通欧亚内陆的贸易渠道，营造一个由蒙古控制的内陆商业网络；第二，蒙古的通贡开市要求不仅是对传统游牧经济的补充，也是整个内亚城镇及商业发展、包括东蒙古自身聚落发展的结果；第三，蒙古的通贡开市要求是将业已存在的长城内外民间(“走私”)贸易合法化的反映，这都与东南沿海“倭乱”的背景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就第一个方面而言，在正统时期瓦剌与明朝通贡的使团中，包括了察合台汗国等中亚地区的商人。正统十年(1445)“瓦剌使臣”皮儿马黑麻到京，“上以其过多(按：‘其’指瓦剌使团贡物)，命马收其良者，青、银鼠皮各收一万，惟貂鼠皮全收之，余悉令其使臣自鬻”。同时记载“必儿洗必儿等处使臣马黑麻等以其头目沙不丁速鲁檀等，所备撒哈剌段匹来贡，俱短恶不成匹”。(24)皮尔马黑麻正是1406年即位的帖木儿汗国大汗，这个使臣或许是同名，或许是用的大汗的名义，但却以瓦剌使团的身份入贡。他们带来的“贡物”有相当部分用于民间交易，其中的“撒哈剌段匹”就是前述布哈拉的著名丝织品“撒答剌欺”(sandanichi)。从规模来看，正统十二年皮儿马黑麻以瓦剌脱脱不花和也先使者的名义再度来贡，达2 472人，带来马4 172匹，各种鼠皮12 300张，(25)数量相当大。次年末，瓦剌来贡时的报名中就单独列出了“买卖回回阿里锁鲁檀等”，共752人，占总数2 524人的接近30%。(26)说明瓦剌已成为中亚商人与中国贸易的重要媒介。
    瓦剌衰落之后，蒙古诸部互争雄长，反而给原来的朝贡贸易造成困扰。从景泰年间到弘治时期(15世纪中叶到16世纪初)，在边外求贡和侵扰的蒙古势力主要是明朝文献中所谓鞑靼的“孛来太师”、蒙古翁牛特部的毛里孩以及黄金家族的满都鲁汗。各部间的相互攻杀，使明廷有机会采取比较强硬的政策，对其通贡要求予以限制。(27)所以成化初官员建议，“哈密乃西域诸番之要路，祖宗待之特为优厚。然朝贡有期，遣使有数。近年为癿加思兰残破其国，人民溃散，无所栖止，不时来贡，动以千百，将瘦损驼马数匹，名为进贡，实则贪饕……合酌量事体，哈密使臣岁一入朝，不得过二百人，癿加思兰五十人，其土鲁番、亦力把力等或三年五年入贡。经哈密者依期同来，不得过十人”。得到朝廷批准。(28)后来瓦剌遣使入贡时，明朝在给他们的敕书上责备说，“自尔祖脱欢以来，遣人朝贡有常时，往来道路有定处，未尝牵引他夷，混取赏赍。朝廷亦待之不疑，所以和好长久，无有败事。尔宜遵守前人家法，以修旧好。何乃不依时月，既差使臣兀纳阿等纠同卜剌罕卫来朝，回还未及两月，又遣使臣哈三帖木儿等同朵颜卫，不依故道，却从东路来朝”，要求他们每年朝贡的人数不得超过三四十人。(29)这两段材料说明中亚与明朝的贸易此时大受限制，时间和规模都不能满足多边贸易的需求，也说明蒙古仍力图扮演居间的角色。
    弘治初年，明朝的边略有所改变。大同巡抚许进向朝廷建议：“自古驭夷之道，未尝不以怀柔为上策。今小王子以皇上嗣统，感恩向化，遣使入贡。若不俯顺其情，使之怀惭意沮，则外为强虏所胁，欲来不能，欲往不安，非大举入寇，计无所出。今其来贡夷人一千五百三十九，马骡四千九百三十，已暂验入边，安置大同馆。其入贡人数，乞为裁定。”(30)对此，郑晓的评价是：“时马文升在兵部，许进巡抚大同。进数条边事，戎政修明。中朝大臣知进，进疏至，辄允下。进尝贻书小王子，言通贡之利。小王子、瓦剌闻进威名，遣其酋长哈桶、察察少保等贡马，三年三贡，每贡多至三千人，少不下二千……大同、宣府、河曲皆无虏患。”(31)
    但好景不长。从弘治后期到嘉靖前期，明廷的政策转向强硬，导致大同兵变的大同外五堡的营建，也是在这一边略改变的背景下发生的，这种态势直到隆庆时期的“俺答封贡”才告一段落。因此在这一时期，“北虏”问题空前加重。此外，吐鲁番与哈密一带战乱纷起。弘治二年(1489)，撒马儿罕的“阿黑麻王遣使从满剌加国取路，进狮子、鹦鹉等物至广州”，孝宗还认为“番使奸诈，又不由正路以来”。(32)弘治三年，再次发生此类事件：“先是，土鲁番尝遣使臣哈只火辛等从海道入贡狮子，有旨令广东守臣却之。至是，哈只火辛乃潜自赴京。礼部请治广东都布按三司及沿路关津官之罪。上曰：夷人远逃而来，必有情弊，礼部仍同大通事审察奏闻处置。”(33)显然经由蒙古的传统商路已不通畅，中亚商人只好尝试绕道由海路进入中国。
    俺答汗势力强大之后，试图改变这种状况，多次向明朝提出通贡请求。最重要的一次是在嘉靖二十年，“北虏俺答阿不孩遣夷使石天爵、肯切款大同、阳和塞求贡。言其父諰阿郎在先朝常入贡，蒙赏赉，且许市易，汉达两利。近以贡道不通，每岁入掠，因人畜多灾疾。卜之神官，谓入贡吉。天爵原中国人掠居虏中者，肯切系真夷，遣之同来。果许贡，当趣令一人归报，伊即约束其下，令边民垦田塞中，夷众牧马塞外，永不相犯，当饮血为盟誓，否即徙帐北鄙，而纵精骑南掠去。巡抚大同都御史史道疏闻其事，因言：‘虏自弘治后不入贡且四十年，而我边岁苦侵暴。今果诚心归款，其为中国利，殆不可言。苐虏势方炽，戎心叵测，防御机宜，臣等未敢少懈。乞亟下廷臣议所以待之者’”。(34)石天爵到后详细说明了蒙古求贡的目的：“谓虏酋小王子等九部咸住牧青山，艳中国纱段，计所以得之者，唯抢掠与贡市二端。抢虽获有人畜，而纱段绝少，且亦自有损失，计不如贡市完。”(35)但俺答的请求和史道的建议都被朝廷拒绝，石天爵被杀，由此引起俺答汗的报复。
    “隆庆和议”之后，俺答汗陆续要求在长城沿线开市。万历元年，应俺答之请，明朝于甘州开大市，于庄浪开小市。四年二月，御史傅元顺言：“番以茶为命，岁易马六千。近以茶市诸酋，则虏逐利而专意于番，番求生而制命于虏。”(36)万历五年三月，“俺答欲赴西宁青海寺会番僧设醮，请开马市、茶市”，没有得到明廷允许。九月，俺答又向甘肃巡抚请开茶市，陕西巡按御史李时成上疏说：“番以茶为命，若虏得，藉以制番，番必转而从虏，贻患匪细。”(37)这两个官员的话意思一致，但都表明，俺答求贡开市确有作为明朝与西藏的茶马贸易的中介之意。而这种情况不仅是涉及西部诸族，也有对东北各族的考虑：“俺答听我降人议，以大明律绳其下，得中国锦绮奇巧，每以骄东虏。”(38)
    前述石天爵所谓的“纱段”不过只是一个象征，当时的东蒙古像中亚绿洲地区一样，也开始了由游牧生活向局部地区的定居生活转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蒙古人希望通过开市得到的物品，就远不止纱缎一项。在中亚的帖木儿汗国范围内，撒马尔罕和布哈拉的城市规模在15世纪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手工业比较发达。在15世纪末，塔什干也有较大的发展，其金属制品、麻织品等手工制品销往各个邻近的游牧部落。在都城赫拉特(Herat)，手工业和商业很兴旺，文学、艺术也随之发展起来。其他城镇如沙赫里夏勃兹(Shahr-i Sabz)、铁尔梅兹(Termez)、安集延(Andijan)、忽盏(Khujand)、西萨尔(Hisar)等地，城乡贸易都很活跃。(39)这一时期正处在中亚地区蒙古人的突厥化和伊斯兰化过程中，而这一过程又与该地区的城镇化和商业化(去游牧化)过程同步。羽奴思汗比较喜欢城镇，但速檀阿黑麻则倾向于游牧生活，(40)说明这一地区正处在一个社会结构激烈变化的过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