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塞与全国的贸易网络发生联系，当然不止马尾一宗。铁器是蒙古大量需求的物品，也是明朝限制出口的物品。高拱的建议是，“用广锅不用潞锅，用以充赏而不用以开市，庶有限制而彼不可多得铁”。(60)这里的广锅应指广东佛山所产铁锅，潞锅则指山西潞州所产铁锅。佛山自宋代起就以生产铁锅闻名，至明代产量极大，在近年来发掘的“南海一号”沉船中也发现了大量铁锅。山西潞州、泽州也是著名的铁器产地，明末时泽州阳城抵御农民军曾用铁锅塞路，可见产量之大。但高拱为何建议以广锅而非潞锅给蒙古，舍近求远呢？主要在于佛山铁锅以薄闻名，而泽潞铁锅比较厚重，若给后者，等于增加了给蒙古铁器的量。但是，这却扩大了南北方之间的长程贸易。高拱建议只以赏赐的形式给予铁锅，并不能限制市场的需求：“诸酋请市铁锅，杨博议许铜锅，然小民时奸阑出与之。”(61)
    前文曾述及布哈拉商人往俄国、波斯贩卖中国大黄事。在清人《太上感应篇·感应录》的首篇“得富灵验记”中，就记载了明代一个徽州商人去沈阳做生意赔了本，因他在关帝庙中念诵《感应篇》，得到海神的指引而致富。其中讲徽商程某按神灵的指点，用仅有的10两银子买了匹马，献给俺答，因为俺答这时已很强大，可能会登上可汗之位。俺答发现此马是龙驹，就给了程某500两银子。神灵又指点说，有个贩药材的商人因为母病，急于将价值千金的大黄出手，程某用半价将这些大黄买了回来。过了不久，地方瘟疫流行，大黄稀缺，程某于是获利十倍。从此不断得到神灵指点，获利无数。(62)这个故事中的大黄虽不是被售于蒙古或中亚，但把这种物品与向俺答卖马放在一起，说明在时人的头脑里，马匹和大黄是长城内外贸易的两种重要的物品。此外，这个故事还说明，此时与蒙古的民间贸易可能已成为一个新的商机，徽商不仅在沿海贸易中颇具规模，也在内陆贸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从而成为故事情节中的典型素材。
    大黄的功效在于清热解毒，相当于中药中的消炎药，对于伤寒菌的抑制作用很明显，也对流感有控制作用。自张仲景《伤寒论》以来，多种医书都对其药用详加叙述。蒙古帝国兴起后，契丹后裔耶律楚材随忽必烈攻打灵武，“诸将争掠子女玉帛，王独取书籍数部，大黄两驼而已。既而军中病疫，惟得大黄可愈，所活几万人”。(63)显然在欧亚大陆上的军事行动对其颇为依赖。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清代，在中俄交界的恰克图贸易中，大黄仍是一宗主要商品。
    综言之，“隆庆和议”之后长城内外贸易规模的扩大，已为许多学者论及，此不赘述。本文所要指出的是，这一结果是此前长城内外“走私贸易”的连续不断所导致的。蒙古方面对贸易的渴求，不仅是自身游牧经济的缺陷和环境、气候的结果，也是整个欧亚大陆中部城镇、商业发展的组成部分；而明朝方面民间贸易的积极态度，也与明中叶贸易规模的扩大、市场网络的形成有直接的原因，后者又与江南及东南沿海的商业发展、与这些地区与东南亚及欧洲的贸易有关。因此，“北虏”与“南倭”的确是16世纪后期不可分割的重要事件，值得在全球史的框架内重新加以思考。
    至于明代的边军这一双边贸易的特殊媒介，他们与塞外汉人及与原籍商业网络的关系，实在是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有待后人深入细致地探讨。
    注释：
    ①关于这个方面的研究，参见林仁川：《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樊树志：《“倭寇”新论--以“嘉靖大倭寇”为中心》，《复旦学报》2000年第1期；陈春声：《从“倭乱”到“迁海”--明末清初潮州地方动乱与乡村社会变迁》，《明清论丛》第2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在樊树志的论文中，也列举了我国台湾学者及日本学者的研究，可参看，不赘举。
    ②在“中国社会的历史人类学研究”项目之“华北”子项目中，长城沿边区域社会研究是我与我的合作者的重要内容，本文即为这一领域研究的总体想法之一。
    ③参见樊树志：《“倭寇”新论--以“嘉靖大倭寇”为中心》。
    ④岸本美绪：《“后十六世纪问题”与清朝》，《清史研究》2005年第2期。
    ⑤万志英：《下卷序》，见司徒琳主编：《世界时间与东亚时间中的明清变迁》下卷，赵世瑜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5页。
    ⑥米华健：《清的形成、蒙古的遗产及现代早期欧亚大陆中部的“历史的终结”》，见司徒琳主编：《世界时间与东亚时间中的明清变迁》下卷，第115-151页。
    ⑦狄宇宙：《与枪炮何干？火器和清帝国的形成》，见司徒琳主编：《世界时间与东亚时间中的明清变迁》下卷，第152-207页。
    ⑧Joseph F.Fletcher,Integrative History:Parallels and Interconnections in the Early Modern Period,1500-1800,in his Studies on Chinese and Islamic Inner Asia,B.F.Manz ed.,Ⅹ,pp.1-35.
    ⑨对明蒙关系，学界已有非常丰富的研究，参见和田清：《明代蒙古史论集》上、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Herry Serruys,Sino-Mongol Relations During the Ming,3 Vols.Bruxelles:L'Institut Belge des Hautes Etudes Chinoises,1959-1975; Herry Serruys,The Mongols and Ming China:Customs and History, Aubin ed.,London:Variorum Reprints，1987；萩原淳平：《明代蒙古史研究》，京都：同朋舍，1980年。国内学者的研究也很多，如达力扎布：《明代漠南蒙古历史研究》，呼和浩特：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7年；于默颖：《明蒙关系研究》，内蒙古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