⑩《阿勒坦汗传》，珠荣嘎汉译注，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1页。
    (11)参见《汉译蒙古黄金史纲》，朱风、贾敬颜译，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6-58页。
    (12)一些学者将其称为乌兹别克汗国，参见米华健：《清的形成、蒙古的遗产及现代早期欧亚大陆中部的“历史的终结”》，见司徒琳主编：《世界时间与东亚时间中的明清变迁》下卷，第125页。也有学者称其为哈萨克汗国，参见纳比坚·穆哈穆德汗：《15世纪至18世纪中叶哈萨克与西蒙古准噶尔部关系初探》，《新疆社会科学》1990年第3期。
    (13)Chahryar Adle and Irfan Habib ed.,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of Central Asia,Vol.V,UNESCO Publishing,2003,p.412.
    (14)参见郑晓：《皇明北虏考》，见薄音湖、王雄编：《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1辑，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11、213页。
    (15)Joseph F.Fletcher,The Naqshbandiyya in Northwest China,in his Studies on Chinese and Islamic Inner Asia,B.F.Manz ed.,Ⅺ,pp.4-7.
    (16)参见赵世瑜：《小历史与大历史--区域社会史的理念、方法与实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
    (17)以上皆引自Chahryar Adle and Irfan Habib ed.,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of Central Asia,Vol.V,UNESCO Publishing,2003,pp.410-412。
    (18)参见和田清：《明代蒙古史论集》上册，第363页。
    (19)《汉译蒙古黄金史纲》，第103-104页。
    (20)(21)《阿勒坦汗传》，第57-58、62、126页。
    (22)据《明史》所载：“俺答亦劝此僧(指三世达赖)通中国，乃自甘州遗书张居正，自称释迦摩尼比丘，求通贡，馈以仪物。居正不敢受，闻之于帝。帝命受之，而许其贡。由是，中国亦知有活佛。”张廷玉：《明史》卷二一九《西域传三》第28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8575页。
    (23)参见胡凡：《论明世宗对蒙“绝贡”政策与嘉靖年间的农牧文化冲突》，《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5年第4期；温德华：《俺答汗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关于蒙古南下“扰边”的动机，学界尚有不同看法，多数人认为是通贡要求得不到满足的结果，但其背后的深层原因，或以为是由于游牧经济本身的缺陷，或以为是气候及环境的因素，也有人认为就是为了抢掠物资、特别是畜牧业物资。参见姜爱红：《明代蒙古南下“扰边”探析：1436-1464》，厦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
    (24)《明英宗实录》卷一三六，正统十年十二月丙辰、丁巳。
    (25)参见《明英宗实录》卷一六○，正统十二年十一月壬辰、甲辰。
    (26)参见《明英宗实录》卷一七三，正统十三年十二月庚申。
    (27)据郑晓：《皇明北虏考》，天顺间，“毛里孩、阿罗出、孛罗忽三酋始入套，争水草，不相能，以故不敢深入为寇”；“成化间，大抵瓦剌为强，小王子次之，二种反复相残，并阴结朵颜，伺我塞下。即贡马，二种亦相继往来，恐中国左右，以故虽深入，彼自相猜忌，不能久留内地”。参见薄音湖、王雄编：《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1辑，第214、216页。孛罗忽本名巴彦孟克，为满都鲁汗封为博勒呼济农，掌管右翼蒙古。
    (28)参见《明宪宗实录》卷二二，成化元年十月丙戌。按：癿加思兰亦蒙古右翼的太师，与孛罗忽相仇杀。
    (29)参见《明宪宗实录》卷三七，成化二年十二月丁未。
    (30)《明孝宗实录》卷一五，弘治元年六月癸卯。
    (31)郑晓：《皇明北虏考》，见薄音湖、王雄编：《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1辑，第216页。
    (32)《明孝宗实录》卷三二，弘治二年十二月壬申。
    (33)《明孝宗实录》卷四三，弘治三年闰九月丁酉。
    (34)《明世宗实录》卷二五一，嘉靖二十年七月丁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