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清楚蒙古地区的佛教化过程是否也有助于这一地区的去游牧化，但15世纪以后大批汉人移居塞外、逐渐造成定居聚落，是众所周知的事实。隆庆和议的主持者之一方逢时曾记录说：
    嘉靖三十年，妖人吕老祖以白莲教惑众，构祸于山西、大同之间，有司捕之急，叛投彼中。其党赵全、李自馨等率其徒千人从之。周元者，麻城人也，以罪戍大同，为彼所获。刘四者，老营堡戍卒也，与其徒三百人戕其主帅而叛。张彦文者，大同卫百户也，亦以通彼叛。而吕老祖之徒马西川、吕老十、猛谷王各先后亡命，俱入俺答营部……自全等教以攻取之术，多诱华人为彼工作……岁掠华人以千万计，分部筑室于丰州之川，名曰板升，而彼知屋居火食矣。
    赵全有众三万，马五万，牛三万，谷二万余斛。李自馨有众六千，周元有众三千，马牛羊称是。余各千人，蜂屯虎视，春夏耕牧，秋冬围猎。每大举进寇，俺答必先至板升，于全家置酒大会，计定而后进。全为俺答建九楹之殿于方城，板升自为屋室，僭拟王侯，丹青金碧，照耀龙庭。(41)
    这里所记汉人出塞者，或为山西的白莲教徒，或为沿边军卒，但从数万的规模看，应该还有普通的百姓。王琼记载嘉靖七年的一段对话颇为生动：
    一日早，虏贼五骑至兴武营暗门墩下，问墩军曰：“我是小十王、吉囊、俺答阿卜孩差来边上哨看，你墙里车牛昼夜不断做甚么？”答曰：“总制调齐千万人马，攒运粮草勾用，要搜套打你帐房。”贼曰：“套内多多达子有哩，打不得，打不得。”又言：“我原是韦州人，与你换弓一张回去为信。”墩军曰：“你是韦州人，何不投降？”贼曰：“韦州难过，草地自在好过，我不投降。”(42)
    此事发生在宁夏镇至花马池沿边，韦州即今宁夏同心县一带，这个出塞的汉人应该是普通农民，认为在内地的生活不如草原。这种态度在边内汉人社会中应该不是个别的。
    大批汉人出塞，给塞外草原带来重要变化，即在某些地区向定居农业转变，土默川地区的板升就是这样的聚落。除方逢时上述记载所说的“屋居火食”、“春夏耕牧”以外，在对赵全等人的审讯记录即《赵全谳读》中，也记载了板升中的万余汉人“各在丰州川分地住种”。(43)王琼还记载了一个“虏中走回男子杨通(甘州人)，备言在虏营见达子打造锹、镢、弓箭，说到七、八月要到腹里抢掠”。这些锹、镢应该不是为战争所用，而是由于定居农业生活的需要。所以嘉靖二十六年俺答向明廷求贡时，“自誓敬信天道，乞给耕具，欲于塞外垦耕”，(44)并不都是虚言空话。
    出塞汉人的聚落生活和俺答汗的营建城市，所需要的物资种类和数量自然大大超过以往：
    嘉靖四十四年间，全与李自馨、张彦文、刘天麒又各不合献谀，将俺答僭称皇帝伪号，驱使被掳汉人，于大板升迤东与俺答修城一座，采打木料，于内起盖长朝殿九间。
    嘉靖四十五年……三月内，全与李自馨、张彦文、刘天麒各又不合驱使掳去汉人，采打木植，于俺答前盖朝殿、后盖寝殿七间。又于城上周围修盖两滴水楼五座。密遣奸细窃入各城，易买金箔并各色颜料回营，将修完前后殿楼妆彩龙凤花样，耸动彼处汉夷。全等各又不合就于前筑土堡内建盖大宅一所、大厅三间、大门二门各一座，各悬牌匾，大门上书“石青门化府”，二门上书“威振华夷”。又建东蟾宫、西观阁各一座，三滴水土楼三座，悬匾上书“沧海蛟腾”，仍用五色颜料僭画龙凤等项，住过。(45)
    这些建筑需要大量木材和各种装饰材料，许多需要从边内购买。虽然我们无法知道具体的数量，但营建一城的物资是可想而知的。“虏王修罗城，盖佛殿，求乞不赀，皆难从事，甚而欲借五千军夫助工役……继复使土骨赤、海大等率能言有气力者来索铁钉、铁料，为筑盖用”。时任山西巡抚的郑洛是如何回答的呢？“乃诘以铁与银孰贵贱，答云银贵铁贱。余云：银贵，乞即与，铁贱却不与，以银例得给，铁则犯国家禁”。最后是按铁价给银了事。(46)这说明，白银向北部边塞的流动确为事实，不过不只是用于军费，还有部分则流入塞外。当然，极有可能蒙古再用这些白银通过“走私”的形式从边内买回他们所需的物资，这样白银就再度回流入内地，并不影响内地白银流通量的平衡。
    第三个方面，是长城内外一直存在“走私贸易”，只不过“隆庆和议”在较大程度上使“走私贸易”合法化。同时，在开市贸易即马市、茶市之外，以往的“走私贸易”依然存在，因为开市贸易的限制依然很多，无法满足内陆长程贸易的需要。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一是元代以来蒙古、色目等族入居中原者众多，他们一直与边外族人保持着一定的联系；二是内地移入蒙古的汉人多来自山西、陕西、宁夏沿边地区各州县，边内就是他们的老家，来往渠道自然通畅；三是沿边蒙古与边内汉人多年来也形成了私下的关系，双方也不是陌生人。
    例如，成化年间，“瓦剌平章拜亦撒哈差头目哈剌忽思同哈密王母所差头目马黑麻来朝贡。哈剌忽思至京，奏甘肃蒋总兵及通事索其贿，而稽留踰岁，且棰骂之。事下礼部”。定西侯蒋琬回报说：“两国男妇二百余人到边，有旨令遣十之一赴京。瓦剌头目不肯从，固留之。彼甚忿怨，故诬辞以奏，实未尝索贿且棰骂之也。盖回回人有仕中国者，每岁与彼使私交，诱其乞茶营利，且唆其诬辞妄奏。”于是朝廷下令，“在边军民不许交通，漏泄事情”。(47)
    在长城沿线，“虏侍命边外，屡向墩哨卒诇进止。一日，邀守墩百户李宝下墩，以虏酒席地饮之，载以马拥入俺酋营，与之欢饮。”(48)翁万达也发现，“虏入，道里必知，至有杀掠时呼人姓名者”。(49)说明都是熟人。由于双方往来不绝，冯时可不得不给俺答写信，要求双方严守边防：“但闻板升人常入边，或打牲，或买卖，久住边堡，刁夺物件生事，都是汉人……我这里人亦有生事的，出边外私赶达子牛羊马匹，我亦不能防。”(50)这种情况发生在“隆庆和议”之后，虽然仍超出了马市贸易的范围，但由于战争停止，双方的买卖应比以前大为增加。
    在交战对峙期间，沿边内外的交易也未中止。“墩军多与零贼交易，以斧得裘，铁得羊肘，钿耳坠得马尾，火石得羔皮”。(51)其中马尾是一宗主要的交易货物。隆庆三年(1569)，“有见获陕西西安府民杨一休，因艰难投偏头关应军食粮，拨在高民墩哨备。伊亦不合与虏交通，货换马尾。事发，由本墩出口，叛投虏营”。次年，“有阳和卫左所已故百户余丁马四见获男马西川，因与逃脱榆次县人李孟阳各不合出边货换马尾，投见在虏营逆犯孙四即孙大臣，不合容留窝住。马西川又不合投入板升全等部下，往来传泄边情与贩货物图利”。后来李孟阳“随带马尾又不合越关前去扬州货卖，李义等仍在营堡潜住”。(52)这些从事马尾买卖的汉人原来多是沿边的守军，或者是边卫军户，他们入边买卖时就暂住在守军的营堡中，应该是边堡中习以为常的事情。
    马尾之所以成为沿边内外“走私贸易”的货物，是因为明代中叶的官僚士人中，以马尾作为衣帽装饰成为时尚。明中叶的世风“奢靡”现象已多为学者论及，但这些风气、风俗的变化与边疆大事密不可分的关系，却少为学界注意。弘治年间，因“左侍郎张悦前为佥都御史，身服马尾衬裙，以表式百僚之人，为市井浮华之”，孝宗下令“今后有用马尾服饰者，令锦衣卫缉捕”。(53)《治世余闻》也记载：“京城士人多好着马尾衬裙，营操官马因此被人偷拔鬃尾，落膘。”(54)说明越严禁，市场上就越趋之若鹜。《万历野获编》、《菽园杂记》等书说，马尾裙在成化年间开始流行，据说是从朝鲜传来。最开始是在武官中流行，这可能也是守边军兵从事此业的原因之一。(55)除裙以外，马尾在江南也可饰帽，如“俞嘉讱以手卷一个、马尾帽一顶及弓箭等向方用彬乞当银子若干”。(56)清雍正时的市井小说《姑妄言》描写明末南京一个富翁，“跟着一阵家人，穿得好不体面。都是马尾织的瓦楞帽儿，一色油青布直裰，净鞋净袜”。(57)明代男子束发的网巾，也多用马尾编成，“网巾以马鬃或线为之”。(58)不仅男子，即江南妇女头饰中也有用马尾者：“今留都妇女之饰，在首者翟冠七品命妇服之，古谓之副，又曰步摇。其常服戴于发者，或以金银丝，或马尾，或以纱帽之。”(59)这些都说明，马尾在日常生活中的需求量很大，而边塞之地也了解到这一需求。“奢靡”风气之盛，除京师之外，应以江南为最，所以上述材料记载李孟阳前往扬州进行买卖。作为晋中人，他很容易与在江南的晋商贸易网络发生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