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查勘界址
    详细查勘界址，是边界谈判前最主要的工作。清廷在多次谕旨中谕令分界大臣详细查勘界址。如光绪八年六月乙亥日的谕旨称：“所指地名，必须查考确实，方免混淆。至旧直线以西、旧界以东，酌定新界，稍有迁就，出入甚大。长顺于查勘地界时，务当详慎妥办，不得稍涉大意。”（注：《清德宗实录》卷148，第8-9页。 ）在光绪八年九月的谕旨中又称：“科塔界务，……尚须临时斟酌，显有出入之处，其履勘议分，关系尤为紧要。”（注：《清德宗实录》卷152，第9页。）
    3.据约力争，步步为营
    边界谈判的成败与否，除了客观条件之外，谈判战术也相当重要的。前述俄国分界大臣在派兵占据哈巴河的情况下，采用磨赖、拖延的战术，但毕竟因违约理亏，未能达到目的。中国分界大臣之所以能挫败沙俄的阴谋，除了有约可据之外，在谈判战术的运用方面也是比较成功的。
    钦命勘分界务伊犁参赞大臣升泰和科布多帮办大臣额尔庆额于光绪九年（1883）四月初三日由科布多起程，五月十二日抵达哈巴河谈判地点。据玛呢图噶图勒干卡伦侍卫富保于光绪九年五月十一日所写的文书，汉文部分说让堆三伯特（Düzmenbet）所属哈萨克准备毡房五十顶，哈萨克文部分则让准备毡房五十五顶，羊五百只，以及锅、炉、灶、地毯、花毡和食物等，为分界大臣及随行人员食宿之用。（注：何星亮：《清代科布多玛呢图噶图勒干卡伦侍卫的一件汉、察合台文文书研究》，载《西域研究》1998年第1期。）哈萨克族的毡房有大有小， 若一顶毡房住八人计算，则五十顶毡房可住四百人，五十五顶可住四百四十人。勘分边界系国家之大事，随行人员必多。另外，谈判前一年，沙俄欲占哈巴河，先后派兵七百余在哈巴河驻扎。升泰、额尔庆额抵达哈巴河时，距俄兵营十余里驻扎。为保障分界大臣的安全及会谈的顺利进行，中国亦必须率适当的卫士前往。据此，中方分界大臣、随从人员及卫士共有四五百人是完全可能的。
    五月二十四日，双方开始正式会谈。在光绪九年四月升泰等人给清廷的奏摺中，便定下了与俄使谈判的基本战术，即“稳中力争”，他们在奏摺中称：
    红线与直线之间，尚有黄线一道，就此三线形势，必须历勘地名，详加考核，庶几胸有绳墨。如图约与地面稍未符合，有关出入者，亟应向俄使力与指辩，断不敢迁就其事，亦不敢妄起争端。总期中俄两得其平，共敦和好。（注：《伊犁将军金顺等奏安抚蒙、哈并勘分边界情形摺》，《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卷32，第19-20页。）
    《中俄改订条约》规定在红线和直线之间酌中定界。虽然当时清政府的测量技术还较差，但他们在光绪八年便基本了解黄线（分界线）应在阿拉克别克河西，楚什喀里湖东。当俄国分界大臣开口以哈巴河划界之后，并没有针锋相对，提出应以阿拉克别克河为界。也许，升泰等人认为，若中方直接提出以阿拉克别克河为界，俄使必然会坚不肯允，进而讨价还价，反而达不到目的。他们采用以柔克刚、步步为营的战术，“力与指辩，答以哈巴河断难划分，并派随营委员更番前往比喻”。
    为不让俄使阴谋得逞，升泰等“一面默察其意，一面力抵其诬。”并将《中俄改订条约》中关于斋桑湖以东地区的分界办法，让通事“细译与听”。巴布阔福、彼甫佐夫对这些条文无疑早已相当熟悉，他们以为清政府官员地理知识很差，没有进行过实地测量。加之沙俄早就企图占有哈巴河一带富庶之地，于前一年便派兵侵占。故当他们听到按约分界时，“慢言支狡，语涉龃龉”，意欲撇开改订条约中关于科塔边界划分的有关条文。但升泰等颇有耐心，既不能以哈巴河为界，又不能因争论过激而致使谈判决裂，“惟静以待之，礼以折之，总以按约酌中定界一语回答。”经过长时间的争辩，巴布阔福等见中方代表“屡系照约与争，持论公允，知哈巴河不能议分，始转圜允退离哈巴河迤西约八十里之毕里克河划分”。
    毕里克（Bilezik）河在哈巴河与阿拉克别克河之间， 并非在旧界与直线之间。若以此划分，仍为俄多占，于约不符，于理不合。升泰等“复婉言会商”，并就俄使带来之图，让俄使“按照西洋算法，由旧界至哈巴河直线止，其间共宽若干里。”俄使彼甫佐夫不知是经验不足，还是其他原因，随即算出“共有二百八里余里”。中国代表得知此一里程后，随即据约力争，指出“里数既经算明”，即应按照条约所定，“折中议分，方昭平允。”若以毕里克河划分，则中国“所分者仅八十余里，而俄所占者约二百余里，是道里远近已不得其平”，若照此“办理则仍属不妥”。俄使虽自觉失理，但仍不放弃多占领土的欲望，仍希望以磨的办法达到目的。升泰等再次按约力与理争，又相持十余天。
    升泰、额尔庆额审时度势，决不退让，于七月四日，“率同科塔及随营各委员，齐抵俄营，开诚布公。”晓以非按旧界与直线之间分界，“决难迁就允从”，并“剀切与之妥议”。巴布阔福等见中方代表众志成城，意识到不按约划分，势难定界，于是“便复允退五十里，议定在阿拉喀别克河为界”。（注：《分界大臣升泰等奏勘分科塔界务情形摺》，《光绪条约》第十二，第5-6页。）
    阿拉喀别克河至哈巴河直线有一百三十里，即在旧界与直线的中点黄线东边，而中点黄线应是一百四十里。即以此河为界，俄方仍多占十余里。但此时升泰、额尔庆额由哈巴河议至阿拉喀别克河，逼迫俄使一再退让，心中已经满足。而且自思俄方不可能再退让，如再次与之争辩，必至决裂。于是以阿拉喀别克河为基准，“其余应分之处，均照此类推，仿照黄线所指方位划分，或依山，或傍水，顺其形势，建立牌博，以为新界。”（注：《分界大臣升泰等奏勘分科塔界务情形摺》，《光绪条约》第十二，第6页。）其新界尾为阿克哈巴河源， 距奎峒山已有一百五六十里。奎峒山“高耸云表，群峰环抱，与额尔泰山腹背相连，踞形胜之地，为中外关键，俄人蓄意图占，原非一日。”经分界大臣力与指辩，“奎峒山仍归中土，庶可扼其险要，诚为边圉之幸”。（注：《分界大臣额尔庆额等奏勘分科界完峻摺》，《光绪条约》第十二，第3页。）
    纵观此次谈判，沙俄虽早有预谋，欲违约多占，以哈巴河为界。为达目的，谈判前派兵强占，以造成既成事实。并选派重臣，力争谈判得手。在谈判中又采用磨延战术，以逼使中方代表按照俄方的意愿划分边界。但毕竟有约在先，企图违约多占，于理不通，于情不合。且当时新疆地区稳定，其他地方又没有大的动荡，沙俄没有可利用的机会。而中国分界大臣采用步步为营的战术，一步一个脚印，迫使俄国分界大臣步步退让，使沙俄的阴谋未能得逞。
    结语
    纵观世界历史上的两国边界，最长者莫过于清代中俄边界，东自吉林图门江口起，西至帕米尔乌孜别里山口止，绵延二万余里。中俄勘界缔约之多，亦为世所罕见，前后共二十余次。
    清代西北中俄边界，勘分多次，前后数十年，缔约十二次。每次勘界，沙俄依强逞横，狡诈多端；制造分裂，趁火打劫；先兵后礼，先占后勘；得寸谋尺，贪心不已；甚至自定议单，自立界牌。每勘分一次，则沙俄多占一大片土地，清王朝多失一大片国土。沙俄屡勘屡占，清王朝屡勘屡失，此为清代中俄边界谈判的基本规律。（注：人民出版社《沙俄侵略中国西北边疆史》（1979年）一书认为，沙俄这一时期共侵占中国西北边疆53万多平方公里土地。）
    清政府之所以每次勘界均遭沙俄圈套，除了沙俄伎俩狡诈之外，其自身原因亦有不少。其一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对边疆地理不详，如恭亲王奕在与俄使订立《中俄北京条约》之前，倘若熟悉边情，了解西部卡伦有常设、移设、添设之分，便决不会把常设卡伦作为分界的标志，以致酿成丧失西北大片领土。科布多办事大臣瑞洵曾谓：“当时分界大臣，固非有心让地，委缘才识庸暗，平日并不察阅舆图，考求形势。一旦身膺重任，躬舆界务，到彼之后，直如盲人瞎马，夜临深池。加以彼族要挟逼迫，又凡事不如俄人之精熟，不得不拱手奉送。”（注：《科布多办事大臣瑞洵奏科布多所管边界大半割与俄人情形片》，《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卷156，第21-22页。）
    其二是测绘技术落后。清代虽有大清一统图等，但都粗疏，无精细之边疆图。当勘分边界之际，亦无测绘地图之人。自咸丰、同治以来，中俄勘界地图，均出自俄人之手。如上所述，光绪九年中俄勘分科塔边界，中国分界大臣虽然清楚黄线应在阿拉克别克河之西，但不知距哈巴河有多少里程，后经俄使告知，才知有二百八十余里。额尔庆额与俄使建立科布多新界牌、鄂博之时，其界图亦出自俄人之手。瑞洵曾谓：“奴才曾以询当年随去之员，据云额尔庆额往分阿拉克别克界务，因未带有画界之人，其画界图，即出俄人之手，草率了事，失算已极。”（注：《科布多办事大臣瑞洵奏科布多所管边界大半割与俄人情形片》，《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卷156，第21-22页。）
    其三是对边疆地区重视不够。昔日左宗棠曾谓：“重新疆所以保蒙古，保蒙古所以卫京师。新疆不固，蒙古不安，匪特甘陕山西，时虞侵略，即直北关山，将无晏眠之日。”但这一正确看法并没有被历代某些当权者所认同。有的人视新疆为荒漠戈壁，无足轻重。中国历史上的西北边疆，以蒙、藏、新疆为要，而新疆位于蒙藏之间，臂指相联。昔日蒙古完成统一大业，先征西域，迨西域、蒙古二区在握，而后四征弗庭，前后左右，鞭笞裕如。从历史上看，新疆不安，中原不稳。自汉武帝通西域以来，新疆为中西交通之孔道，东西文化之交汇处，其地位十分重要。只重沿海和内地，忽视边疆建设，乃短视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