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噶尔部是在噶尔丹统辖时期崛起的，噶尔丹幼年赴西藏学佛，是藏传佛教格鲁派达赖喇嘛忠实的弟子。1671年噶尔丹自西藏返回天山北路准噶尔游牧地，以恢复蒙古帝国为其政治目标，并把这一政治理想和达赖喇嘛黄教派的宗教事业结合起来。噶尔丹首先击败了同盟者和硕特部鄂齐尔图车臣汗，统一了天山北路的卫拉特诸部，得到达赖五世赐予的“丹津博硕克图汗”称号。尔后，利用天山南路“回疆”的教派之争征服南疆，17世纪80年代开始，噶尔丹率兵连年西征，征伐哈萨克、布鲁特、布哈拉、诺盖、安集延等部，准噶尔军一直深入到费尔干纳。18世纪上半叶，准噶尔部统一了天山南北，占据了中亚的一部分地区，达到准噶尔历史上最强盛的时期。这也就是汉籍史书中所说的“恃其强，侮诸卫拉特”（注：张穆：《蒙古游牧记》卷14。）。
    从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初准噶尔的军事行动可以清楚地看出，准噶尔政权的政治目标和策略是：首先统一诸卫拉特--其后征服天山南北和中亚诸部--再一统蒙古各部建立蒙古帝国--最终与清朝争夺中原，恢复蒙元政权对全国的统治。对此，清人梁份在《西陲今略》中曾明确指出，噶尔丹征服中亚，出兵漠北及与清朝对抗的目的是：“并吞四级，窥伺中原”（注：梁份：《西陲今略》卷7，《嘎尔旦传》。）。
    二、准噶尔政权与俄国的联系及其反抗
    在判定准噶尔政权性质时，准噶尔与沙俄的关系无疑是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对准噶尔政权的批评者曾指出这样几个问题：其一，准噶尔与沙俄勾结问题；其二，17世纪80年代的俄、准联合军事行动问题；其三，噶尔丹、阿睦尔撒纳与俄国的关系。
    其一，自巴图尔浑台吉开始，准噶尔部与俄国也建立了通使关系，据俄国史料统计：“俄国当局和准噶尔汗国之间频繁地互派使团，是巴图尔浑台吉执政年代一件突出的事情。史料中保存有关三十三个外交使团的可靠资料，其中有巴图尔浑台吉亲自派和直接派到他本人那里来的不下十几个”（注：伊·亚·兹拉特金：《准噶尔汗国史》，马曼丽译，第186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巴图尔浑台吉之后，准噶尔政权的继任者僧格、噶尔丹、策妄阿拉布坦、噶尔丹策零、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和达瓦齐等一直与俄国保持着通使关系。梁份称准噶尔“北通好与俄罗斯”（注：梁份：《西陲今略》，卷7，《嘎尔旦传》。）。
    我们认为，在清朝尚未实现全国的“大一统”，对边疆地区实行行之有效的管辖之前，边疆民族政权、部落与邻国、邻部建立联系是正常的。卫拉特诸部与邻国、邻部有较多的贸易和通使关系；西藏地方政府与邻国、邻部也一直保持着贸易和通使的往来。准噶尔游牧地北邻俄罗斯，与俄国发生通使关系是正常的，不能仅仅根据双方遣使频繁与否这种表面现象，而简单地判定是非。沙皇俄国与准噶尔人接触的目的是很明确的，即“极力通过和平手段把卫拉特王公和执政者变为俄国的臣民，把从属于王公和执政者的居民变成替俄国国库提供实物税的属民，并把他们的地区变成俄国的领土。”（注：《准噶尔汗国史》，第168页。）俄国曾企图把与准噶尔部的通使变为“臣服”和“朝贡”，最终实现其扩张的目的。准噶尔部对俄国，既进行友好通使，又对他们的侵略、扩张意图有所认识。尤其应该给以肯定的是，准噶尔部历代统治者，从未“臣服”于俄罗斯，也从未把任何一块土地割让给俄国。自巴图尔珲台吉开始，准噶尔人就坚决地反击入侵者。巴图尔珲台吉时期，沙俄入侵激怒了准噶尔人，准噶尔部出兵反击入侵者，俄准关系一度紧张。英国学者巴德利在其《俄国·蒙古·中国》一书中说：“早在1647年，巴图尔珲台吉就以火和剑威胁西伯利亚诸边境城市。”（注：巴德利：《俄国·蒙古·中国》下卷，第1册，第1127页，商务印书馆，1981年。）僧格执政时期，准噶尔人继续反抗沙俄的入侵。策妄阿拉布坦父子执政时期，正是俄国对外扩张发展到争夺世界霸权的重要历史时期。俄国势力向南扩张，矛头指向我国西北领土，即准噶尔的游牧地，企图以此打开缺口，实行其殖民扩张的目的。自康熙五十二年至乾隆七年（1713年至1742年），策妄父子率准噶尔人民，以古老的刀剑弓矛向沙俄的炮火抗争，反击侵略者。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10月），准噶尔军在驱逐侵略者的亚梅什湖战役中击败俄军，俄军损失将近3000人，数百名官兵被俘。乾隆七年（1742年），噶尔丹策零派使团到俄国，向俄国政府明确阐述了准噶尔的边界界址，要求俄国必须撤除在准噶尔土地上的修建的要塞、驻兵。在研究清朝平定准噶尔之前的一个世纪的准俄关系时，既要看到准噶尔与俄国之间发生的通使关系，也要看到准噶尔政权反抗沙俄入侵，维护祖国领土完整的重要贡献。准噶尔积极调整与俄国的和平贸易关系，是正常的，其维护民族尊严和主权，抗击俄国政府对我国西北领土的侵扰、蚕食和吞并，以牺牲无数人的生命，换取了我国西北边陲的稳定和疆域的完整是应该肯定的。
    其二，17世纪80年代的俄、准联合军事行动问题。在否定准噶尔政权的问题上，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噶尔丹与沙俄勾结，俄准联合军事行动。康熙朝，噶尔丹统治准噶尔时期，噶尔丹为了实现统一蒙古的事业，为了与清廷争夺对喀尔喀蒙古的的控制权，积极与俄国联络，企图利用俄清之间的矛盾，把俄国作为其与清朝对抗的王牌。俄国使团戈洛文抓住时机于1688年元月“给外务衙门的报告中提出建立俄国-厄鲁特联盟的想法”（注：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等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黑龙江大学俄语系翻译组，黑龙江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第三室合译，第2卷，第1册，第20页，商务印书馆，1975年。）。噶尔丹于同年底派特使去伊尔库茨克会见戈洛文说：“噶尔丹与俄国建立盟约，同抗公敌，看来是良机”（注：加恩：《早期中俄关系史》，73页，商务印书馆，1961年。）。尔后，在俄国当局的诱惑下，噶尔丹越来越接近俄国，同意正式结盟。并在清朝与俄国准备进行边界谈判之际，出兵打击了喀尔喀蒙古。噶尔丹配合俄国，采取的联合军事行动，客观上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一方面，使清廷在尼布楚谈判中处于被动地位，不得不考虑喀尔喀的现状，而对沙俄作出适当让步。另一方面，俄国军队利用喀尔喀蒙古被准噶尔军击败，腹背受敌的时机，屠杀希洛克河一带的蒙古牧民（注：H·沙斯季娜：《17世纪俄蒙通使关系》，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译，144页，商务印书馆，1977年。），使蒙古牧民的生命财产受到极大损失。噶尔丹与俄国勾结，是不能否认的历史事实，是极其严重的错误。从准噶尔部的发展史上来看，其某些首领，被沙俄利用，犯下了勾结外国势力，攻打自己蒙古同胞的重大过错，是应该批判的。但是，这些问题并不能成为判定准噶尔是分裂祖国政权的依据，准噶尔部在一百年间抗击沙俄入侵，维护祖国领土完整的功绩是主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