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认为，在清朝尚未实现全国的“大一统”，对边疆地区实行行之有效的管辖之前，边疆民族政权、部落与邻国、邻部建立联系是正常的。卫拉特诸部与邻国、邻部有较多的贸易和通使关系；西藏地方政府与邻国、邻部也一直保持着贸易和通使的往来。准噶尔游牧地北邻俄罗斯，与俄国发生通使关系是正常的，不能仅仅根据双方遣使频繁与否这种表面现象，而简单地判定是非。
    谈论“统一”，自然要提到“分裂”，何为分裂，也有加以区别的必要。分裂是对统一而言的，如果没有统一，也就谈不上分裂。已经统一了的政权变成几个，或原来属于该政权的一部分脱离了，独立了，可以称为分裂。但从来就存在的，不属于该政权的地区或政权就谈不上是什么分裂。此外，分裂状态与分裂祖国是两种不同的概念，分裂状态又可以称为割据状态。统一，就是变分裂状态或割据状态为一统。而分裂祖国或分裂国家则不是一般的分裂行为，其性质已经完全转变。康熙年间三藩之乱应当定其为分裂，所建立的政权应称为分裂政权，因为它是从清朝分裂出来的政权，破坏了清朝的统一局面，给国家造成了混乱和灾难。
    中国是一个领土广袤，民族众多，历史悠久的国家，很多民族都生活在遥远的边疆地区。历史上边疆民族政权与中原政权既有统一也有对峙。这些特点决定了历史上任何一个中央政权对全中国实行统一过程的长期性和统一形式的多样化。清朝也不例外，它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统一任务。实现对中原的统治并不等于完成了对全国的统一，因此在肯定清朝对边疆的统一功绩时，不能否定边疆各民族对清朝民族压迫的反抗。同样，在全国大一统完成之后，边疆各民族反抗清朝的民族压迫是合理的，但是利用反抗清朝错误民族政策而进行分裂国家的活动却又是极其错误的。
    由此看来，统一和征服在某些方面有相同的意义，但又强调不同的方面。在清代，对边疆既有和平的统一方式，也有残酷的征服战争。征服战争也有时被称为进行国家统一的战争，不管是征服战争还是统一战争，是进步的也是很严酷的，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战争，它们虽然象一切战争一样不可避免地带来种种惨祸，暴行，灾难和痛苦，但是它们仍然是进步的战争，也就是说，它们促进了人类的发展……”。
    统一有多种多样的形式和内容，有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宗教的、军事的和民族的……，有全局的和局部的，有全国性的和地区性的，有大统一和小统一等等各种不同的统一关系和统一方式。对于清王朝来说，实现全国的大统一需要很多必要的条件，如地理的、政治的、文化的、经济的、民族的，这些条件是长期历史形成的，是有着共同基础的。清朝入关前对东北地区的统一，准噶尔部对西北地区的统一，叶尔羌汗国对南疆的统一，都是属于边疆局部地区的统一，相对于全国的大一统而言是小统一。大统一与小统一并不是对立关系，全国大统一不排斥局部地区的小统一，大统一所形成的和平环境是各个地区发展的重要保证。而局部地区的小统一又可以成为全局大统一的重要步骤。
    大一统是中国历史的鲜明特点。与中国不同，中世纪欧洲分为许多小的封建城邦，中国则很早就统一，而且形成大一统、大融合的趋势。自周代的诸侯千百，变为战国七雄，到秦始皇统一全国后，中国统一时间之长久，在世界上无以伦比。
    我国的统一，不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也不是统一后没有分裂的。既然是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形成，各个民族之间既有矛盾和斗争，又有互相联系和日益接近的过程；既分别存在和建立过不同的国家政权，又日益趋向于政治的统一和建立统一的国家。通过统一，促进了各民族间的友好交往和共同发展。但是，在新的格局下，各民族之间又有新的竞争，导致了新的冲突，在历史上表现为内乱、分裂、民族战争和改朝换代。纵观鸦片战争前中国数千年文明史，国家总是在统一、分裂而又复归于统一的轨道上运行着。
    实际上，每一次的统一都不是简单的历史重复，每一次分裂也不能简单斥之为历史的倒退，而是社会由低级向高级，由落后向进步的一种螺旋式的发展规律。每一次新的统一，都有一些新的民族融合于统一多民族的国家之中，都有新的土地得到开发和利用，生产力提高、社会进步、民族发展、国家领土不断拓展，最终凝聚为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在清代，“大一统”、“一体”、“一统”和统一是同义词，全国的统一对于清王朝来说，是不可动摇的目标。正如康熙帝所说：“朕为天下一统主，务使四海之内，人民咸获其所，一享太平”。但是，清初所面临的局面并不是全国的大一统，而是明末所出现的边疆地区的多元化格局。也就是说，清朝虽然建立了对全国的统治，但是并未达到对全国的统一。在边疆地区出现的分裂与割据状态对于大一统局面来说是局部的和暂时的，是完成全国统一必然经历的过程。
    清朝统治者对于割据一隅的边疆民族政权并未简单地斥之为分裂或分裂政权。而是在不同的阶段、对不同的民族、按不同的地区所确立的不同关系采用了不同的称呼，实施不同的政策。在与边疆民族各部的关系上，清朝统治者明确规定：“分疆别界，各有定制”。
    清初的边疆民族政权又是如何看待国家统一和他们所处的割据一隅的地位呢？
    首先，对于清朝入关，持最积极拥护态度的是喀尔喀蒙古、卫拉特部、青藏和硕特、卫藏红黄教派等边疆地区的民族政权和藏传佛教的各个教派。当然，他们支持的动机是不同的，其主要原因有以下两点：
    1.清朝在入主中原以前已经确定了和其他边疆民族政权的友好关系。清朝由东北地区进入中原，打破了明朝与边疆地区的隔绝状态，有利于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和贸易往来。这一点对急于与中原地区进行互市贸易的内外蒙古、卫拉特来说尤为重要。
    2.清朝入关之际，正是藏传佛教格鲁派联合和硕特顾实汗击败敌对势力，蒙藏联合政权统治西藏的开始，无论是顾实汗还是黄教集团及其他各个教派，都急需得到外来力量的支持，明朝已经被农民军摧毁，新的王朝刚刚诞生，立即联系新王朝，取得承认和支持，对西藏各个方面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大事，因此清军入关，来自西藏各个方面的支持是最踊跃的。清初各个边疆民族政权对清朝入关的支持，既表明了他们对清朝统治全国地位的承认，同时也确认了自己的从属地位，这不但使清王朝赢得了统一中原的时间，同时也为其最后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从清初至18世纪统一多民族国家最后形成的一百年间，中国广阔的土地上，既有清王朝，也有边疆民族政权，多种政权和多种制度并存，相互之间既有吸收、融合又有排斥和对抗，除了准噶尔与清朝对抗时间较长外，其他基本都处于和平交往的状态中，这种长时间的多种政权并存的局面为各民族和各民族政权的经济文化发展创造了有利时机，也为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版图奠定的稳定性提供了时间的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