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统一台湾，次年即开放海禁，民间丝绸贸易从此取得了合法地位。对日贸易盛况空前，赴日唐船急剧增加。实行海禁时，平均每年赴日唐船为37艘，开海禁的头5年，即增加到年平均96艘，为海禁时的近3倍(36)。而且增长幅度甚大，开海当年为24艘，次年即达73艘，以后3年依次高达102、137、144艘，前后增长了471％。面对数量激增源源而来的唐船而日本银、铜、金大量外流这种严重入超的局面，日本幕府采取种种措施限制赴日唐船数量和贸易规模。贞享二年（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清开海的次年，即规定与中国贸易银额为6000贯，三年后唐船定为70艘，元禄十年（1697）虽然一度增为80艘，正德五年（1715）就急剧降为30艘，享保二年（1717）定为40艘，以后经8次规定一降再降为宽政二年（1790）的10艘(37)。由于日本方面的严加限制，赴日唐船虽然并不完全如定额数，但确实迅速地大为减少。据统计，康熙时期赴日唐船每年平均71艘（含因限额而无信牌载回的382艘），雍正时期年均为32.5艘（含载回的船5艘），乾隆时期年均为13艘，嘉庆时期年均近10艘，道光前19年年均仅为近8艘(38)。
    进入康熙时期，唐船输日华丝的数量虽然不是直线下降，但不断下降的趋势却十分明显，到临近康熙开海，已大体上不到前此的三分之一。开海后，唐船数量激增，输日生丝却大减。到乾隆年间后，输日华丝更是微乎其微，乾隆三十二年、三十七年、三十八年、四十二年、五十年5个年头则全然没有输入。
    就单条船的观察，所载生丝也是逐年下降的。按日本学者永积洋子的统计，宝历元年（1751），二号宁波船载钓丝300斤，四号宁波船白丝3000斤，五号宁波船白丝1400斤，八号宁波船生丝7050斤。宝历二年（1752），四号宁波船白丝1200斤，五号宁波船白丝1560斤，八号乍浦船白丝1980斤，九号乍浦船丝2070斤，十一号宁波船白丝200斤，十二号宁波船未带丝。宝历三年（1753），三号乍浦船未带丝，四号乍浦船丝9包，五号南京船白丝2760斤，八号宁波船钓丝4500斤，九号乍浦船未带丝，十一号乍浦船生丝330斤，十二号乍浦船未带丝，十三号乍浦船色生丝280斤，十六号乍浦船未带丝，二十一号乍浦船白丝3000斤。宝历四年（1754），八号南京船白丝180斤，各色绢缝丝900斤；九号南京船丝1550斤；十号乍浦船色丝800斤，白丝200斤，色绢丝3斤，钓丝1包；十一号南京船未带丝；十二号乍浦船丝2300斤；十三号宁波船白丝2580斤；十四号乍浦船白丝1620斤；十五号宁波船白丝3000斤，色丝300斤，并丝1300斤；十六号乍浦船白丝6142斤，色绢丝250斤；十七号乍浦船各种生丝3480斤；十八号乍浦船白丝6400斤；十九号、二十号南京船，二十一号、二十二号乍浦船未带丝；二十三号南京船钓丝1230斤；二十四号乍浦船未带丝；二十六号南京船未带丝，仅带各类织物484反；二十八号乍浦船和二十九号南京船均未带丝，南京船未带织物(40)。永积洋子更在统计了1637-1833年的唐船输出入商品和数量后指出，直到元禄十三年（1700）时，贸易总额的三分之一是生丝，此后，依据荷兰记载的唐船输入商品的详细记录，1740年白丝为9540斤，1750年一度增加到17750斤，1761年即激减为3100斤，1770年以降几乎全无输入(41)。刘序枫比较1711年和1804年唐船输日商品数量，其中生丝，1711年54艘船共运载50276斤，每船平均931斤，而1804年11艘船共运载2413斤，每船仅219斤(42)。
    即使数量日益减少以至微乎其微的生丝，元文年间（1736-1740）起，不少还是染色后的色丝。1740年，广东船载色绢丝60斤；1753年，十三号乍浦船载色生丝280斤，并色绢丝300斤，十六号乍浦船色绢丝100斤，二十一号乍浦船色绢丝300斤；1754年，八号南京船载各色绢缝丝900斤，十号乍浦船载中国色丝800斤，十五号宁波船载中国色丝300斤，十六号乍浦船载色绢丝250斤，十八号乍浦船载色绢丝1150斤；1756年，三号宁波船载色毛丝500斤；1757年，二号宁波船载色绢丝110斤；1759年，南京船载各色中国绢丝，乍浦船载色绢丝800斤；1760年，南京船载色绢丝1466斤；1762年，九号定海船载色绢丝1600斤；1763年，二号宁波船载赤绢丝3斤，四号乍浦船载中国赤丝6斤；1766年，十三号乍浦船载色绢缝丝50斤；1768年，一号乍浦船载色绢丝100斤；1772年，七号乍浦船载切赤绢丝600斤；1776年，一号乍浦船载色绢丝500斤。以后则已无色丝记载(43)。这些“色生丝”、“色绢丝”、“赤丝”、“赤绢丝”，当指染色后的生丝。在中国江南，染色后的丝用来织造高档丝织物，织品称“熟货”，而用白生丝即未经染炼的丝织成的丝绸，称“生货”，乃是档次较低的一般织品。日本进口色丝，说明日本市场上需要的丝只是熟丝，后来在18世纪连色丝也不再出现，说明其时日本的丝织业已完全成长起来无需从中国输入生丝了。
    至于丝绸，其数量也是大为下降的。山脇悌二郎指出，宽永十八年（1641）97艘唐船所载织物为373479反（引者按：日制，长2丈8寸，宽9寸），其中绢织物134936反，棉布2070反。江户时代中期以降和产甚多，从此绝无输入。正德元年（1711），唐船输入织物202046反，其中绢织物188032反，木棉布7329反。木棉布中1680反是原色布，3989反是染色布。织物的输入，幕末时激减。文化元年（1804）织物仅14366反，其中还含木棉布384反，绢丝2413斤。同年，毛毡输入14901枚。唐绢织物，品质优秀和花纹多样，最能保持人气，江户时代中期以后输入减少。夏船内，13艘配额850贯目，丝代银238贯目，织物的额度限制，江户时代中期国产绢织物的增大事实，从而直接输入的绢织物减少(44)。
    从每一艘船所载的丝绸，也能看出丝绸数量的下降。正德元年（1711），南京钟圣玉卯十五号船装载商品，白丝720斤，大飞纹纱绫1057端，中飞纹纱绫188端，并纱绫291端，绯并纱绫154端，岛纱绫106端，大白绉绸165端，尺长中白绉绸110端，中白绉绸71端，纹绉绸40端，尺长中绯绉绸23端，中卷绫子30端，黄绫子2端，多缎子22端，色缎子59端，色锦26端，色纹茶罗宇32端(45)，合计绫罗绸缎纱绉等各色丝绸2376端。同年南京程方城卯五十一号船装载商品，白丝6480斤，大白纱绫800端，尺长中白缩棉720端，中白绉绸740端，小白绉绸800端，色缎子500端，白纹纱1端(46)，不但生丝数量多，而且各类绸缎多达3561端。享保三年（1718），广东二十六号李赤贤、吴光业船所载商品，大飞纹纱绫1960端，中飞纹纱绫360端，纹无纱绫3端，并纱绫86端，尺长中白缩缅1775端，中白缩缅120端，中绯缩缅540端，中卷纶子540端，小卷纶子50端，缎子110端，绯繻（即彩绸--引者）1端，另有11端(47)，各色绸缎共5556端。可是宝历三年（1753）南京高山辉等人的船，据申报“往广南置买沈香、药材、白糖等货装载满船，于癸丑年七月初八日由广南开船前往长崎贸易”，只带天蚕丝6箱(48)。在唐船船商的呈文中，连丝绸字样都未提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