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抵货的动员和准备
    各界对抵货倡议的响应是史无前例的，许多地方商会和各类民间组织致电、致函上海总商会，表示支持并听从其号令。在抵货正式开始前的两个月里，沪上学界、出版界、女界和知名人士纷纷集会，痛陈美国排华法之不平等及对华人的苛虐。苏浙地区虽然鲜有海外移民，但上海也不乏美国苛例的直接受害者。茶瓷绸业公司的方守六曾参加1904年圣路易斯博览会，备受骚扰。广东人凌潜夫曾旅居美国长达11年。二人一时成为新闻人物。此外，小说家吴趼人、女医师和社会活动家张竹君、社会名流马相伯、严复等都到会演讲。《时报》、《申报》、《大公报》等大报纷纷展开了运动的舆论宣传。
    社会动员本身也需要资源，也需要有人为之付出代价，做大量的工作，这其中包括散发信息、提高群众对运动意义的认识、协调斗争策略、明确斗争目标等等，总之，使参加运动的各方在关键问题上达成共识。康奈尔大学讲座教授塔罗把运动的这种花费称为磨合耗费（或直译为社会交往费用）。他认为，这是社会运动面临的主要问题，而不是提供选择刺激。塔罗认为一般群众对公益事业远比奥尔森设想的要主动、积极得多。因此，在大规模群众运动中，使具有不同动机和社会背景的人们在斗争策略和要求等方面达成共识，远比提供选择刺激更为重要（注：SindneyTarrow, PowerinMovement:SocialMovements, Collective Action and Polit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Introduction,"Collective Action and SocialMovement".）。
    就抵货运动而言，塔罗的说法显然更切乎实际。社会各界相当积极，演说、发电致函等工作大多出于人们的自愿，许多社会团体和个人无偿提供义务。印刷出版反禁约传单和小册子，特别是电报的费用，是一笔不小的开销（注：有个有道台衔的人物自称为运动捐助了2 万两银子的电报费。C.F.Remer,A Study of Chinese Boycotts,p.35.）。 各方面的主动捐献使运动的宣传有声有色。
    应当指出，运动的声势并不完全是群众无偿捐助的结果。新闻媒介是近现代社会运动所能借助的重要力量，弱小的社会力量往往能因媒体的帮助而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塔罗将之称为社会运动的“外部资源”。抵货运动的巨大声势与20世纪初中国新闻出版业的蓬勃发展有很大关系，抵货运动中免费宣传品不少，但更多的出自商业报刊和出版业。这种参与政治运动和促进本业利益的双重性在《申报》表现得最为明显。这家商业大报在拒俄运动时期还相当保守，加上编辑方针的保守，它的发行量很快被政治倾向更积极的后起之秀--《时报》--赶上，并一度超过（注：Joan Judge,Print and Politics:"Shibao"and theCulture of Reform in Late Qing China.）。《申报》的编辑方针改革与抵货运动几乎同时发生，它在抵货运动中的积极程度几乎不亚于《时报》。《申报》政治态度转向积极与商业竞争考虑可能不无关系（注：值得一提的是小说家写政治小说在当时非常流行，抵货运动正是绝好题材，凡此种种使运动迅速传播开来。）。
    运动初期的热烈场面容易使我们夸大群众的爱国热情。一般地参加运动不难，对运动做出一般奉献也是稍有正义感的人能够做到的，难的是使群众行动与斗争目标联系起来，持久下去。能否区分一般奉献和特别贡献呢？绝对的划分当然是不可能的。但这种区分能解释不少现象，本文故权作一尝试。我们不妨将之称为“尽各人之所能”和“急运动之所需”的区别。尽己所能可分两种情况：1.时间、财力等的一小部分。如绅商龚子英捐1万张传单，《时报》减价登载拒药广告等。2. 才能和资源的转换性使用。在运动中不少个人和社会组织对运动的贡献都是原来自己职业／行业活动的某种延伸，媒体和出版界的例子已经谈到，学生、教师以及社会名流的演说活动也属此类。不去听戏而去听拒约演说是最一般的一种资源（时间）转换性使用。
    参加拒约集会既可能是出于爱国热情，也可能是凑热闹，严格区分二者是不可能的。但至少可以肯定一点：支持运动的方式越是接近个人兴趣和所长，困难（或花费）便越小。对社会组织和机构而言，支持运动的方式越接近其本来社会功能，花费便越小。我们还可以这样推论：人们自愿奉献的，往往系个人秉性所衷和能力所长。这类奉献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需要无私精神，但它不一定总是与运动的目的直接相关。
    急运动之所需一般地说比尽己之所能难些。什么是运动之所需当然不易界定。在本文中，“所需”是指那些目的性强或边际效益较大的行动和花费。这类行为，因其往往要求额外资源和新才能的开发，强制和奖励--奥尔森的所谓选择刺激--就常常是必须的。在拒约运动中，舆论普遍把个人和社会组织与美人绝交的各种行为与运动目标联系起来，如为美佣者辞职、学生退学、商人不办美货等。此类行为当然谈不上资源的转换性使用，因此代价高昂。
    由于运动的阶段性变化，参加者的“所能”与运动之“所需”会发生变化。运动初期，群众集会和舆论谴责既对清政府和美国政府构成压力又有动员作用。此时，许多人和组织所能贡献的也正是运动所需要的，但运动要取得实质性成果就不能停留在“说说算了”的动员阶段，必须触到美国的痛处，这是抵制美货的意义所在。不待言，直接对抗行动的代价、阻力、危险要大得多，这时运动所需就开始超越许多个人的能力和意愿范围了。这即是为什么在抵货动员准备阶段，即商会号召发出后两个多月期间，一些针对美国人的直接行动渐渐被舍弃的重要原因。
    上海商会的抵制倡议本包括5个方面， 其他民间组织和个人也陆续作出一些“决议”，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项：1.码头小工不起美货；2.学生退学；3.为美人佣者--西崽、翻译和买办等--辞职；4.“办货者不办美人之货”；5.“用物者不用美人之物”等等。所有上述在运动中都曾实行过。但是前三种规模小、时间短，且大多是个人而不是协调一致的行动，此类行动需当事者付出的代价太大且不易为众人分担。正因如此，吴趼人等人主动辞职，不再受雇于美国人的举动一时被传为佳话。而有的不愿这样做的人，则屡屡遭到恐吓。
    值得强调的是，胁迫的方法在抵货运动中不多见，官方不允许，舆论也不支持。从《时报》和其他报刊登载的文章看，舆论并非完全不顾私利。有一篇文章比较了3种建议：“一曰……一概不用美人； 二曰华人之受雇美者，均即自行辞退；三曰华人自今不运售美国货物。此三策者皆以各人去私心急公义为主旨……第二问题则先当牺牲中国无数人之生计利益而后能行。其迹近于同盟罢工。虽能制在留中国美人之生命，而华人之损害亦大……第三问题为最善而易行。以平和之手段，而已足制美人商业之死命……前两条实行较难，影响于美人之利益尚少。惟第三条，无自损之失。而关于美人之利害最多而又为国际商事上之旧例。果能实行不屈，团结不渝， 其成效必可操券得也。 ”（注：《时报》1905年6月20日。）另一篇文章也说，“但议及华人不为美用。 则美国商家所用之买办，官家所用之文案，以及美船所用之引港水手皆当歇业。吾不知华人有此不约而同之公愤〔否〕。”作者因此认为“不销美国进口尤为重要”（注：《时报》1905年6月20日。）。 苏州绅商认为美人在华所办学校、医院有利于中国，因此不应抵制，故而也主张把目标集中于美货。仅仅抵制美货是否足以使美国就范？换言之，运动的手段和目标有多大关联？笔者未见报上对此有公开讨论。
    说到底，缩小抵制范围是基于现实政治的考虑。中国官方、绅商和一些地方精英大都担心激进行动会使运动失控，引起国际干涉，因此大讲所谓文明拒约。抵制措施越狭窄，引起的波动越小，运动总的社会代价越小。但是，商人，尤其是经销美货的商人，所担负牺牲的比例就越大；直接承担物质损失的其他社会成员也就越少。
    这样，商人在运动中所担负的角色必然很尴尬。由他们组织抵货最为有效，但其自身也会因此遭受最大的损失。所以在运动的准备和动员阶段就出现了这样一种局面：上海商会发出抵货号召后便无声无息（注：《时报》1905年5月27 日发表记者按说：“此二月中我商董亦非可以静候也。二月后之实行正当此二月中预备也。”），而由其他社会各界开展抵货的准备工作。前者没有主动把中美贸易的详情公之于众，后者则没有考虑社会应如何分担商人的损失。一边有人建议，“各商董邀集各业，详细开明美国来华各项货物，刷印成册随报分送，使人一目了然。”（注：《时报》1905年5月29日。 ）另一边是大批发商照订美货不误，就此为运动埋下分裂的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