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不订”还是“不用”--抵货之实施
    中国人民抵制美货的消息加上美国国内同情舆论的压力引起了美国政府的关注，6月， 罗斯福总统命令移民局官员礼遇合法入境的中国人，但是美国政府拒绝在移民条约和排华法上妥协。7月18日， 上海商学界召集市民大会，宣布抵货运动开始，在热烈的气氛中，苏葆笙等签字不订美货，众人保证不买、不用美货，马相伯三呼万岁结束会议。现存美货怎么办？源源到来的预订美货怎么办？当时提前半年预订是通常的做法。从商家的角度看，不订与不买、不用在近期内显然是矛盾的。订货售不出去必然积压。据美国驻上海领事馆估计，当时上海一地的存货价值约8百万美元左右（注：James L Rodgers致国务院，1905年8 月12日，Consular Dispatches,Shanghai,1905，缩微胶卷M-108 rollno.128-131。）。不难理解， 商人们的所谓不订美货并不是不卖美货的意思。此外，显然有些商人仍在继续偷订美货，很难说这种行为是为了保持正常连续的商业往来还是为了商业投机。
    与此同时，群众的抵货热情空前高涨，连妇女儿童都加入了抵货运动的行列，许多店家和市民登报保证不买卖美货，一些存有美货的小本零售店表示愿将其存货暂时束之高阁。但这对专营美货的批发商来说就比较难做到，他们要求商会想办法帮助售出存货，即所谓“疏通”。疏通与不用显然相互冲突。主疏通的和坚持不用的逐渐形成两派。会议后不久包括马相伯、张謇在内的社会名流和一些市民开始意识到问题之严重和复杂。要保持运动内部的团结，各界必须达成新的共识。
    在商学各界都享有盛名的马相伯提出一个妥协的解决办法：商家恪守其不订美货之诺言并退掉已订美货；商会给现存美货贴上印花继续出售。这似乎是公益私利兼顾的两全之策。曾少卿支持这一方案，声称非常时期退货是国际上认可的做法。实际上此方案根本不可行。退货的要求立即引起中外商人的诉讼案，有些美国商人甚至趁机勒索。贴印花出售存货的做法则招致众多抵货团体的反对。不管是什么形式和原因出售美货都必然造成抵货运动中的混乱，削弱参加者的士气，而且无法杜绝作弊行为。许多人连美货和其他外国货都尚未弄清，如何使众多消费者分清该抵制的（没有印花的）和不该抵制的（有印花的）美货？此时抵货运动中开始出现思想上和运作上的混乱。“人众志涣，类杂权分”（注：《时报》1905年 6月20日。）的担心此时成了现实问题。
    然而尽管没有大商人的合作，运动仍然取得了很大成果，美货在各地明显滞销。在一定程度上这正是得益于运动的半无政府状态。上海总商会本来就没有独立承担运动的组织和动员，此时更因过于维护大商人的利益渐渐失去了其在运动初期的一点号召力，因此也就没有多少左右运动的能力。在全国的大部分地区，各类抵货积极分子、特别是学界中人成为运动的实际领导和组织者。从7月20日到8月下旬的一个多月时间里，《时报》几乎每日登载上海各行业和个人不买美货的声明。在疏通和不用之间，一般市民比较容易倾向和支持后者，一方面是出于他们的正义感，另一方面抵货并不会给一般消费者造成太大的损失。对不用美货带来的不便，有人介绍经验说，“新牌煤油若煤烟太多，可每罐用醋五六文和匀，即无煤烟，与美孚油无异。”（注：《时报》1905年8月7日。）在汉口，有人准备开面粉公司以代美货（注：《时报》1905年 8月14日。）。广东的一些赌场也改换他国香烟。
    但是抵货运动的蓬勃发展引起了来自几个方面的破坏和干涉，而没有像许多人期望的那样导致排华法的修改或废止。上海大商人要求清政府支持他们的疏通要求。美国政府也屡屡以违背商约威胁清政府，要其镇压运动。当8月底局势逐渐严重起来的时候， 一些人开始意识到抵货之举不会在短期收效。9月间更有人投书《时报》， 告诫众人不要以为“持以一二月之久美廷必当转圜也”，必须准备“争之……数年……或竟至终（生）不购（美货）焉”（注：《时报》1905年9月13日。）。
    抵货运动将要持续多久当然与运动的目标密切相关。早在运动之初，有人即建议讨论如何使运动的目标和手段一致的问题，以使运动收到实效。作者建议征求留美学生的意见以明了“约须改至如何地步”，并讨论“倘约稍改一二而不能全改宜如何抵制”，“倘约全改而歧视不改宜如何抵制也……此次改约后表面上有种种优待而至美者仍不免种种苛待上将如何是”（注：《时报》1905年5月29日。）。建议自然不错， 可是抵货参加者既然如此庞杂，如此细致的讨论是不可能的。早在7 月初，有人便明确提出“美约有万废而无一改之理”，理由是“此约之废与改非权利之问题而人权之问题”（注：《时报》1905年7月2日。）。作者虽然没谈到完全废除工禁是否现实的问题，但这一建议以其简洁和彻底而得到广泛的支持。自抵货实施后，彻底废约的主张在舆论上明显占了上风，社会名流如吴趼人，民间组织如人镜学社、环球中国学生会、公忠演说会以及一些妇女组织，均主张彻底废约而不只是改良工约。
    多数旅美华人当然希望美国对中国移民开放门户，但是他们了解美国排华势力的强大，对运动所能取得的成果并不乐观。北美华商在给清政府的禀文中曾逐项说明他们的最低要求，但当运动起来之后，清政府无形中被冷落。旅美华人当然也不便与国内热情的支持者认真讨论运动的最低要求问题。由于牵涉问题之复杂，旅美华人在另一方面甚至把运动的目标更推进了一步。他们指出仅仅废约是不够的，因为条约是中美两国之间的协议，清政府尽可不签，但这不能阻止美国政府继续以国内法律--所谓例--的形式继续排华和迫害华人。因此，还必须要求美国废除（或改良）苛例。
    运动的目的既是如此激进，单凭抵货一途可能完全无效。如果抵货无法使美国改变其排华政策，运动还有什么意义，中国商人的牺牲是否值得？上海绅商上层从来没有忽视过大商人的利益。《时报》、《申报》等代表的社会舆论也清楚商人的利益不完全是他们的私利而且关乎整个市面和经济的稳定。当抵货正式实行后，更多的人意识到商人将为公益事业做出最大的牺牲。分担商家的损失的办法有多种，“速议处置（所有陈货）以释不定美货诸公之负”（注：《时报》1905年7月23日。 ）为其一。
    如前所述，疏通必将导致混乱和运动的瓦解，固有死守“不用主义”的。对此有人批评说：“徒守坚持之说而不筹所以坚持之道，（无异于）持空言以塞实祸。”撰文者并建议，“设立积聚银行。积聚之款专押已定之美货……4万万〔人〕每人1元即4 万万……〔而〕今日已定未销之美货不过7千万……上海设立总行， 各地分行……存款以一元起……有欲多存者听长年计息在四五厘之间……银行……办事人等薪资皆应从俭其有愿尽义务不取薪资者听。”（注：《时报》1905年9月5日。）不少人想方设法使抵货运动坚持下去，但这是我们所见到的最具体计划。作者甚至说明，他考虑到有赤贫者无力捐助。整个设想不能说没有几分真知灼见。此说后来没了下文并不奇怪，因为计划没有相应的政治和社会条件支持。这份计划的意义在于它表明运动后期现实和冷静态度的抬头。作者显然认为空讲爱国和献身不足以使运动持久。在他看来，大多数人是哈丁所说的讲信义、守约定者（contractarian）， 而不是无条件利他主义者。这类人对公益事业的态度是：“大家出力我才出力”，故一个公平合理分担运动代价的方案是必要的。
    当然这一方案的所谓合理本身又是建立在错误的假设上的：即爱国运动将使举国人人受益。如前所说，事实并非如此，海外华人和企望出洋谋生的才是直接受益者。他们也的确为运动提供了巨额捐款，但这些捐款至多只能资助几个演说员、发送电报以及印制一些宣传品，远远无法弥补抵货所造成的损失。此外，由于许多人并不认为这类捐款是理所当然的，因此无法有效地利用它。这个现象在上海比较明显。曾少卿收到海外捐款后登报声明爱国是大家的事，然后将捐款如数退回，他在无形中也就推卸了组织运动的责任。好像只要大家自觉坚持不用美货就可以似的。方守六也如此。在上海只有公忠演说会可能例外。在侨乡广东，运动参加和组织者比较清楚旅美华人格外积极的原因，对海外捐款来者不拒，据说到运动结束后尚有15 万多美元余款（注：转引自McKee,"The Chinese Boycott",p.188.）。
    真正不计经济得失，而仅从政治角度考虑主张将抵货运动进行到底的是部分学界中人。中国教育会于9 月中旬发表对于抵制美货华工禁约问题之意见书，全面阐述了他们的观点：“近因群言淆乱，时有反对不买美货之说。而其言且出于有力之新闻记者及素负时望之学问家，于是此问题更有研究之价值。本会……全体之同意发布意见如左：一，本会……以废约为目的而非以改良旧约为目的。二，本会认为，此次抵制以废约为第一之目的，而以发起国民爱同胞抵外力之感情为第二目的。三，……以不买美货为抵制于以达第一目的为最下之策。故不能再退一步矣。以达第二目的则为最上之策，故神圣不可侵犯……〔此乃〕消极又消极仅仅以不买其货为自慰之计。在强权竞争之世诚最下策矣。再退一步便无所谓抵制矣……今者于抵制美约之事，而闻风兴起如潮如海，是于社会心理学上为最适当之激刺，而今已渐收其效，稍有人心者不可不爱惜而保护之。”“惟此策有第二目的则不必专论此策之果有影响于工约与否。籍使无有影响而提倡此义者固愈久而……其于以达吾第二之目的也更单纯而直截矣……故因美货之销于中国者仅小部分而窃窃然忧抵制之无效者无异于杞人忧天。”（注：《时报》1905年9月10日。 ）支持此观点的还有新近成立的环球中国学生会。从这份意见书中我们可以看出，运动发起以后不足两月，连运动的坚决支持者也承认，抵货可能根本无法迫使美人废除禁约。许多研究均表明，如果一项集体行动成功希望渺茫，一般人便不会有参加的热情（注： CarolineKelly andSara Breinlinger,TheSocialPsychology of Collective Action:Identity,Injustice and Gender,London: Taylor & Francis,1996,p.17;L. Berkowitz,"Frustrations,Comparisons and Other Sources ofEmotionArousalasContributorstoSocial Unrest",Journalof Social Issues,28, pp. 77 -91; DougMcAdam, ThePoliticalProcessandtheDevelopmentofBlackInsurgency,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2;Bert Klandermans,TheSocialPsychology of Protest,Oxford:Blackwell Publishers Ltd.1997 .p.18.） 学界中人之所以仍然热衷于废除禁约，是出于与海外华人利益不直接相关的更远大的目的--“发起国民爱同胞抵外力之感情”。这当然是一个崇高的目标，在当时也许会有一些支持者。但目标既然如此不具体，多数人就很难保持持久的热情，运动的发展就必然较容易受制于大政治气候的影响。这就是清政府自 8月底以来限禁抵货活动后运动渐渐衰落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