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关于这篇志文，首先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所谓“四星聚尾”、“金土相代”之说，这关涉到安史政权如何利用传统的五德终始学说建构其政权的合法性这一重要问题。志文中所述四星聚尾的天象发生在唐玄宗天宝九载(750)九月：
    初崔昌上封事，推五行之运，以皇家土德，合承汉行。自魏晋至隋，皆非正统，是闰位。书奏，诏公卿议，是非相半。时上方希古慕道，得昌疏，甚与意惬。宰相（李）林甫亦以昌言为是，会集贤院学士卫包抗疏奏曰：“昨夜云开，四星聚于尾宿。又都堂会议之际，阴雾四塞，集议之后，晴空万里，此盖天意明国家承汉之象也。”上以为然，遂行之。⑤
    围绕着这一天象，发生了玄宗朝关于王朝正统的一次大论争。唐承隋为土德，世所共知，⑥但初唐王勃曾撰《大唐千岁历》，“言唐德灵长千年，不合承周、隋短祚”，⑦主张应直承汉之火运为土德，将周、隋黜为闰位。这种黜隋承汉的正统观在初唐颇为时人所重，并多次对唐前期实际的政治运作发生影响。⑧其中尤以武周革命之初，“以周、汉之后为二王后，封舜、禹、汤之裔为三恪，周、隋同列国”一事最为著名，直至中宗神龙元年(705)五月复唐之初，方才“制依旧以周、隋为二王后”，⑨重归旧辙。以此言之，承汉或是承隋虽然在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礼制上的争论，在事实上却是标识周、唐两个政权分野的重要象征。
    众所周知，唐玄宗的得位乃是通过政变，消灭太平公主等与武周政权关系密切的政治势力，其本人对于武周政权的态度颇为复杂。天宝年间，虽承平日久，号为盛世，但是时距武周甚近，故老犹在，而崔昌以区区处士的身份上书，请求玄宗改承周、汉正统，重新挑起这一敏感而危险的议题，恐怕并不是一起孤立的事件，其背后蕴有复杂的政治背景。因此，朝中虽然议论纷然，却难以决断。
    就目前史料所知，此次关于王朝正统承袭的争论，至少有双重背景。首先大约与玄宗朝的政争，特别是李林甫与杨国忠之间的矛盾有关。李林甫是朝廷重臣中改承周、汉一说的主要支持者，此议通过后，支持此说的崔昌、卫包等人也随之加官受赏。⑩但天宝十二载(753)李林甫去世之后，杨国忠取而代之，随即罗织李林甫案，兴起大狱，贬斥李林甫之党。此时，所谓改承周、汉正统一事便成为杨国忠攻讦李林甫的一大罪状：
    及是杨国忠根本林甫之短，乃奏云：“周、汉远，不当为二王后。卫包助邪，独与林甫计议，大紊彝伦。”上疑之，下包狱案鞠。遂贬为夜郎郡尉，崔昌为玉山郡乌雷尉，并员外置。(11)
    杨国忠主张复用魏、周、隋后为三恪，或许是与其自承隋宗室之后的身份有关，但更值得关注的是玄宗本人态度的反复。最初，“上方希古慕道，得昌疏，甚与意惬”，似乎改承周、汉一事颇合玄宗本人的心意，李林甫等人不过希旨逢迎而已，但仅仅过了三年，经杨国忠的一番挑拨，玄宗便大改初衷，反疑卫包党于李林甫，其态度一百八十度的转变颇耐人寻味。更蹊跷的是此次关于正统承袭的争论，为何在不久之后，又被视为“易姓之符，汉祖入关之应”，成为安史起兵时号召天下的符应？笔者以为欲索解其中的谜团，需将崔昌上书、杨国忠对李林甫的攻讦、安史以四星聚尾作为易姓之符的政治宣传这三件事放在一起考虑，这一连串政治事件的发生，都与如何来理解、解释四星聚这一天象变化背后的政治意义有着密切的关联。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这一天象变化的具体内容及时间，史料所记并不一致，两唐书《天文志》未载四星聚一事，而《新唐书·天文志》则另记有：天宝九载八月，五星聚于尾、箕，荧惑先至而又先去。尾、箕，燕分也。占曰：“有德则庆，无德则殃。”(12)所记与四星聚尾显系一事，唯系时于八月，在具体星象上亦有四星聚与五星聚的不同。因此，我们首先需要确定这次四（五）星聚的天象记录是否能与现代天文学计算的结果相印证，以此来判断这两种不同记载中的哪一种更契合实际的天象状况。江晓原、钮卫星先生曾作推算：此次天象当发生于天宝九载八月庚申，结束于九月乙未，约持续三十五天时间。(13)但江晓原、钮卫星两位先生的计算对五星聚持较为宽泛的定义，将五星聚于六十度内皆视为五星聚，黄一农先生则认为二十八宿中范围最大的井宿，其宿度亦不过大约三十度，以三十度之内作为推算五星聚的条件是较为稳妥的。(14)若此，此次天象在天宝九载八月庚申发生时，五星相距约五十九度，但其中惟水星距离其他四星较远，金、火、木、土四星则分布在约二十六度的范围内，至九月乙未天象结束时，五星之间的距离更近，分布在约三十三度的范围内，特别是除水星外的金、木、土、火四星紧密地分布在赤道经度242度至253度的区间内，恰好与尾宿的位置颇为接近。(15)因此，四星聚尾这一天象无疑是确实出现过的，甚至基于某种政治目的，略作夸张，将其宣传为五星会聚亦无不可。
    而在另一方面，古人对五星聚或是四星聚之间的不同意义区分得并不十分清楚，《宋书·天文志》已云：五星聚有不易行者，四星聚有以易行者。《严复墓志》又云：“公见四星聚尾，乃阴诫其子，今御史大夫、冯翊郡王庄曰：此帝王易姓之符，汉祖入关之应，尾为燕分，其下必有王者，天事恒象，尔其志之”，志文将此次四星聚的天象比拟为汉高祖入关之应，事实上高祖入关，五星聚于东井，是著名的典故。此方墓志的撰者赵骅是天宝时著名的文人，不当致误。若此，则五星聚或四星聚在当时似乎区别不大，皆可视为天下大乱、易代革命之兆。
    中国古代的天文历法星占之术，往往与现实的政治斗争有着密切的关联，其天象记载往往也因现实政治的需要而被删改、附会。(16)与其认为古人关心天象变化本身，还不如说其更在意天人感应模式下投射在世间的政治纷争，因此天象记载本身的精确性并不是最重要的，关键在于时人如何理解、诠释、应对天象的变化。关于四（五）星聚这一天象对世间政治的意义，《宋书·天文志》提供了权威而明晰的解释：
    《星传》曰：“四星若合，是谓太阳，其国兵丧并起，君子忧，小人流。五星若合，是谓易行。有德受庆，改立王者，奄有四方；无德受罚，离其国家，灭其宗庙。”今案遗文所存，五星聚者有三：周汉以王齐以霸，周将伐殷，五星聚房。齐桓将霸，五星聚箕。汉高入秦，五星聚东井。齐则永终侯伯，卒无更纪之事。是则五星聚有不易行者矣。四星聚者有九：汉光武、晋元帝并中兴，而魏、宋并更纪。是则四星聚有以易行者矣。昔汉平帝元始四年，四星聚柳、张，各五日。柳、张，三河分。后有王莽、赤眉之乱，而光武兴复于洛。晋怀帝永嘉六年，四星聚牛、女，后有刘聪、石勒之乱，而元皇兴复扬土。汉献帝初平元年，四星聚心，又聚箕、尾。心，豫州分。后有董卓、李催暴乱，黄巾、黑山炽扰，而魏武迎帝都许，遂以兖、豫定，是其应也。一曰：“心为天王，大兵升殿，天下大乱之兆也。”韩馥以为尾箕燕兴之祥，故奉幽州牧刘虞，虞既距之，又寻灭亡，固已非矣。尾为燕，又为吴，此非公孙度，则孙权也。度偏据僻陋，然亦郊祀备物，皆为改汉矣。建安二十二年，四星又聚。二十五年而魏文受禅，此为四星三聚而易行矣。蜀臣亦引后聚为刘备之应。案太元十九年、义熙三年九月，四星各一聚，而宋有天下，与魏同也。(17)
    据《宋书·天文志》所引《星传》之说，无论是四星聚还是五星聚都是王朝革命的重要预兆，如周武伐殷、五星聚房；汉高入关、五星聚东井；四星三聚而曹魏受禅都是历史上著名的例子。唐代官方编定的《开元占经》引《海中占》亦云：五星若合，是谓易行，有德受庆，改立天子，乃奄有四方，子孙蕃昌。无德受罚，离其国家，减其宗庙，百姓离去满四方。(18)由此可知，《新唐书·天文志》所引“有德则庆，无德则殃”一占，便是与此占词同源文字的节略，(19)即使所谓的“有德受庆”，也是与改立天子联系在一起的，绝非是当朝皇帝的吉兆。(20)因此无论是有德或是无德，“五星若合，是谓易行”，确定无疑是王朝革命的重要征兆，这也是安史起兵以此为号召的缘由所在。尽管《宋书·天文志》云：五星聚有不易行者，四星聚有以易行者，提出五星聚未必一定是易代之兆。但即使齐桓将霸，五星聚箕之符，亦意味着皇权失驭，霸者迭兴，而四星聚则至少预示着兵丧并起的大乱之象。因此，这一重大天象变化的出现，无论其实质是四星聚还是五星聚，无疑都是对玄宗本人权力正当性的重大挑战。而九月崔昌上《五行应运历》，请求改承周、汉正统一事便是在这一特殊背景下发生的，崔昌的行动或许是受到了李林甫的支使，但其背后更有着玄宗的默许。
    因此，玄宗改承周、汉正统一事的实质是通过再受天命的仪式，自居有德者之位，以应明君将出之兆，从而化解五星聚这一天象对于现实政治秩序的冲击。其整个举动与西汉哀帝因赤精子之谶，行再受命事的举措颇为相似，(21)所谓“上方希古慕道”，玄宗当时所仰慕的古道，恐怕便是汉家故事。而前引“会议之际，阴雾四塞，集议之后，晴空万里，此盖天意明国家承汉之象也”云云，便是在宣扬玄宗改承周、汉之后，即刻得到了天象的回应，得以顺利度过了政治合法性的危机。玄宗在改承汉统之后另两项相关的政治举措亦从侧面印证了这一判断，“后是岁，礼部试天下造秀，作《土德惟新赋》，则其事也”，(22)是年礼部选举以“土德惟新”为题，所谓土德惟新，无疑是用“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之意，强调玄宗再承天命的正当性。在天宝十载(751)五月，玄宗又下诏“改诸卫旗幡队仗，先用绯色，并用赤黄色，以符土德”，(23)进一步加强土德的正统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