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本篇墓志的撰者是当时著名的文人赵骅，赵骅在两《唐书》有传，(47)关于其陷伪职一事，本传云：陈留采访使郭纳复奏晔为支使。及安禄山陷陈留，因没于贼。(48)关于陈留被攻陷一事的经过，《通鉴》与两《唐书》的记载略有不同。安禄山白天宝十四载十一月起兵南下，一路势如破竹，十二月渡黄河而南，至陈留，《旧唐书》云：河南节度张介然死之，陈留太守郭纳初拒战，后出降。(49)《通鉴》则云：张介然至陈留才数日，禄山至，授兵登城，众忷惧，不能守。庚寅，太守郭纳以城降。禄山入北郭，闻安庆宗死，恸哭曰：“我何罪，而杀我子！”时陈留将士降者夹道近万人，禄山皆杀之以快其忿；斩张介然于军门。(50)若此，据《通鉴》郭纳乃是主动投敌，以至陈留陷落，与《旧唐书》所记颇有不同。据《考异》可知司马光这一记载主要援据《实录》，而至德二年十二月，郭纳与陈希烈、张垍等七人作为附逆之臣，于大理寺狱赐自尽，(51)可见郭纳附逆的罪行颇为严重，则《通鉴》云其主动投降以至陈留沦陷一事当得其实。而赵骅当是在此时随郭纳附于安禄山。《册府元龟》叙其事云：“骅因胁于贼”，(52)似乎赵骅出仕伪职，乃是出于被迫。但据本篇墓志结衔，其仕燕为“宣义郎守中书舍人襄陵县开国男”，中书舍人在唐前期专掌诏诰侍从，号称为文士之极任，朝廷之盛选，诸官莫比，(53)地位十分显要，而赵骅仕唐不过仅至陈留采访使支使这样的微末之职，入燕遽至中书舍人之要任，受封襄陵县开国男，可见其在安史政权颇受重用，官运亨通，受命诏诰之任，为乱军文胆，本篇墓志的撰作便是一个极好的例子，所谓胁从之说，恐不可信。
    另外可以注意的是赵骅此时的文散官仅为宣义郎，以从七品的宣义郎守正五品上的中书舍人，其间相差六阶，在官制上颇为奇怪。一个较为合理的推测是，安史政权吸纳唐朝降臣，当也依据一定的制度，如降一二阶叙用，而宣义郎这一文散官可能对应的是赵骅仕唐时的散官阶，而由于其在安史政权中极获重用，超擢至中书舍人，因而出现了散官与职官不符的矛盾。
    除了《严复墓志》之外，目前所知赵骅撰文的墓志尚有三方，分别为天宝元年(742)的《韦衡墓志》，时署左领军卫仓曹参军；(54)大历十四年(779)的《赵益墓志》，时署祠部郎中。(55)新近又发现了赵骅所撰《李昂墓志》，(56)该志撰于大历十三年(778)，时署朝议郎守仓部郎中。结合两《唐书》本传，我们可以对赵骅的仕宦经历有更多的了解。而在赵骅的仕宦生涯中，有一件事情颇可注意，便是其在安史乱后所受的处分极轻，仅在乾元中因仕伪廷，被贬为晋江尉。试将赵骅的遭际与同曾在郭纳手下为官的李承略作比较：
    （李承）充河南采访使郭纳判官。尹子奇围汴州，陷贼，拘承送洛阳。承在贼庭，密疏奸谋，多获闻达。两京克复，例贬抚州临川尉。(57)
    李承仅因兵败被俘送至洛阳，并且其在陷贼期间曾多次给唐廷传递情报，将功赎罪，但在乱平之后仍然逃脱不了被贬为临川尉的处分，由例贬一词可知，此为处分贰臣的惯例，并非特别的处置。而赵骅其实已进入安史政权的中心，更撰有《严复墓志》这样悖逆的文字，却能轻易逃脱惩罚，可谓异事。而且，此事对其之后的仕途亦影响不大，赵骅最终仕至秘书少监之位，两《唐书》皆为其做佳传，并无因其出仕伪职一事而鄙薄其行，素以讲求褒贬著称的欧阳修甚至在《新唐书》中将其列入了《忠义传》。
    笔者颇疑赵骅能够逃脱惩罚乃是缘于得到贵人相助，得以成功地隐瞒了其在安史政权中的作为，而相助赵骅的贵人很可能是京兆韦氏家族的某位成员，其中以韦儇的可能性较大，赵骅在安史乱中曾庇佑过韦儇的姊妹，因此获得了广泛的称誉。(58)赵骅生平与京兆韦氏家族过从甚密，其在仕宦之初，便曾受到韦陟的赏识，表为宾僚，天宝初也曾为原州都督韦衡撰写过墓志，其乱世中庇护韦儇的姊妹，恐怕也是出于旧谊的缘故，此举不但为其赢得了“敦重交友，虽经艰危，不改其操”的美誉，更加深了其与京兆韦氏家族的交谊，在为自身脱罪一事上，赵骅或许得到了韦儇等出自京兆韦氏家族的显宦投桃报李的奥援，因此得以逃过一劫。
    ［收稿日期］2010-09-29
    注释：
    ①参读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
    ②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5-28页。
    ③冻国栋：《墓志所见唐安史乱间的“伪号”行用及吏民心态》，《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0辑，2003年，第176-186页。
    ④赵君平、赵武卷：《大燕〈严希庄墓志〉三考》，《河洛春秋》2008年第2期；张忱石：《〈大燕严希庄墓志〉考释》，《中华文史论丛》2008年第3期。
    ⑤《册府元龟》卷4，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60年，第46页。此事在当时影响甚大，《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唐会要》、《册府元龟》、《封氏闻见记》等书皆有记载，其中以《册府元龟》卷4所叙最为完整。唯《通鉴》卷216系其事于八月辛卯，《旧唐书》卷9《玄宗纪》系其事于九月乙卯，《唐会要》系其事于六月六日，多有不同。按，八月无辛卯，通鉴前或脱“九月”两字，九月辛卯为六日，九月乙卯为三十日。《唐会要》系此事于六月显误，然若《会要》系日不误，则此事或在九月六日。
    ⑥《资治通鉴》卷185，第5791页。
    ⑦《旧唐书》卷190《王勃传》，第5006页。
    ⑧可参读汪文学：《“唐承汉统”说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西南民族大学学报》第25卷2期。
    ⑨分见《旧唐书》卷6《则天皇后本纪》，第121页；卷7《中宗纪》，第139页。